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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TCI与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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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7所示，TCI与审批手续数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经营管理实际独立性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自主权就越低，这就证实了假说1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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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开放程度在此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开放程度的指标，115个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数据取自Dollar and Kraay（2003）。图6.8描述了各国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中，每十年间的TCI平均值与贸易依存度平均值，即与开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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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TCI和开放程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与之前所提出的假说相符——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其经济的内向性会较其他情况下为高。因为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试图通过在国内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品来替代进口，从而导致进口减少；与此同时，有限的资源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了由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优先部门，使出口也受到抑制。因此，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其开放程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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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TCI与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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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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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假说2的预测，从长期来看，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其增长绩效会很差。本研究如下的计量模型来检验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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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ROWTH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经济增长率；X是一个向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引入初始人均GDP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引入初始人口规模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引入法律程序指标以反映制度质量（该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et al.，2002）；引入贸易依存度以反映开放程度；此外还引入两个描述地理特征的变量——距离赤道的距离以及国家的内陆性。控制制度质量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是讲英语人口的比例、讲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例（Hall and Jones，1999），这两个指标用来控制殖民地起源对现行制度质量的长期影响。类似地，我们使用重力模型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是由Frankel and Romer（1999）所提出的，Dollar and Kraay（2003）对其进行了修正。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就是其自身的一期滞后值。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数据来源参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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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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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在第一种方法下，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第二种方法下，因变量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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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3所示。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初始年份人均GDP（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他解释变量以控制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的影响。模型1.3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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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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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结果表明，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下都高度显著。这个结果支持假说2——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则其在1962—1999年间的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1的估计系数在-0.66—-1.25之间。从这些估计可以推断，TCI由均值提高10%，大约会导致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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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也有着理论预期的影响。但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也不显著。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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