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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给出了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因变量是20世纪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模型2.3和2.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差。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回归模型2.1和2.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3采用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模型2.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5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控制时间效应，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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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模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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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用第一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全部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假说2的结论——发展战略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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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6.3中的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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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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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3的内容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则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使用如下公式衡量一国在1962—1999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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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it是i国在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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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假说3进行检验时，因变量是Vi的对数值，解释变量与检验假说2时使用的解释变量相同。回归方程的拟合方法也类似于之前所使用的方法。表6.5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TCI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为正，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中都高度显著。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说3，表明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该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就越高。由估计结果可以推知，TCI每增加10%，将导致波动性提高大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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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发展战略与经济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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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国家内陆性和人口规模都对经济波动性有负向影响。除了代表经济规模的人口规模的系数在OLS模型和2SLS模型中都显著外，其他变量或者在OLS模型中显著或者在2SLS模型中显著。1960年的初始人均收入、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三个回归模型中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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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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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构造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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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INI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不平等指数，TCI是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X是包括其他解释变量的一个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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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I系数取自Deininger and Squire（1996）数据集的一个修订版。该数据集包括众多文献对有关国家GINI系数的估计。其中一些是根据收入数据进行估计的，而另外一些则是基于支出数据进行估计的。不同国家的GINI数据涵盖的范围不尽一致。Deininger and Squire（1996）对GINI系数估计的质量做出了评价，我们的回归采用的数据质量为“较好”（acceptable）级别的数据。我们没有调整原始数据中基于收入得到的GINI系数，但对基于支出的GINI系数做出了调整，在其基础之上加了6.6（6.6是两种口径下所得估计结果的平均差距）。关于TCI指标的计算和数据来源的详细资料，参见Lin and Liu（2003）。为了使GINI数据与TCI相匹配，我在估计中使用的面板数据包括来自33个国家的261个样本。图6.9显示了TCI与GINI系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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