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32470
1704632471
1704632472
图6.8 TCI与开放程度
1704632473
170463247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26]
1704632475
1704632476
根据假说2的预测，从长期来看，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其增长绩效会很差。本研究如下的计量模型来检验这一假说：
1704632477
1704632478
1704632479
1704632480
1704632481
其中，GROWTH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经济增长率；X是一个向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引入初始人均GDP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引入初始人口规模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引入法律程序指标以反映制度质量（该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et al.，2002）；引入贸易依存度以反映开放程度；此外还引入两个描述地理特征的变量——距离赤道的距离以及国家的内陆性。控制制度质量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是讲英语人口的比例、讲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例（Hall and Jones，1999），这两个指标用来控制殖民地起源对现行制度质量的长期影响。类似地，我们使用重力模型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是由Frankel and Romer（1999）所提出的，Dollar and Kraay（2003）对其进行了修正。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就是其自身的一期滞后值。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数据来源参见表6.2。
1704632482
1704632483
表6.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1704632484
1704632485
1704632486
1704632487
1704632488
1704632489
1704632490
1704632491
1704632492
1704632493
1704632494
我们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在第一种方法下，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第二种方法下，因变量是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
1704632495
1704632496
第一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3所示。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初始年份人均GDP（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他解释变量以控制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和市场规模的影响。模型1.3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1704632497
1704632498
表6.3 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型1
1704632499
1704632500
1704632501
1704632502
1704632503
1704632504
1704632505
1704632506
计量结果表明，T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负，这符合理论假说的预期，并且在三个回归模型下都高度显著。这个结果支持假说2——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则其在1962—1999年间的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1的估计系数在-0.66—-1.25之间。从这些估计可以推断，TCI由均值提高10%，大约会导致1962—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 0.1个百分点。
1704632507
1704632508
回归结果也显示，初始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也有着理论预期的影响。但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并不显著，而一国距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中也不显著。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都不显著。
1704632509
1704632510
表6.4给出了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因变量是20世纪20世纪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模型2.3和2.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标准差。60至90年代中，人均GDP在每十年内的年均增长率。回归模型2.1和2.2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3采用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模型2.4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2.5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单向固定效应法进行估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控制时间效应，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使用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1704632511
1704632512
表6.4 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模型2
1704632513
1704632514
1704632515
1704632516
1704632517
1704632518
170463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