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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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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时检验其他替代假说，我引入一些新的解释变量。首先引入人均收入（GDPPCi，t）及其倒数（GDPPC_1i，t），它们可以用来检验Kuznets倒U形曲线假说。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应该显著为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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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eininger and Squire（1996）的数据集基础上，Li et al.（1998）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一国的GINI系数在时期之间是相对稳定的。基于这个结论，我们在回归中引入各样本首次出现于数据集时的GINI系数，记为IGINI。这种方法可以控制影响收入分配的历史因素以及国家间若干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集的限制，我们能够得到的各个国家的IGINI年份不尽相同。但是，通常而言，不论初始年份是哪一年，IGINI越高，后续年份的GINI系数也相应越高。因而，IGINI的估计系数预期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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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为此，我们在回归中引入另外两个解释变量——政治腐败指数（CORRi，t）和官员质量指数（BQi，t）。这两个指标的数据取自Sachs and Warner（2000），它们随国家而变化，但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保持不变。其数值越高，则政府越清廉、官员质量越高。根据理论预期，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应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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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它会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Samuelson，1978）和经济中不同部门的市场空间，因而，贸易能够通过对就业机会的影响（Krugman and Obstfeld，1997）而影响收入分配。为了控制其影响，我们在回归中引入经济开放度指标OPENi，t，其含义是进出口总值在名义GDP中所占的比重，数据取自Easterly and Yu（2000）。但是，开放程度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有着不同的影响，其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它的符号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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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给出了五个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4.1包含所有的解释变量：TCI、IGINI、GDPPC、GDPPC_1、CORR、BQ和OPEN。由于CORR、BQ和OPEN具有内生性，为了控制内生性，其他模型没有包含这几个变量。因为IGINI、CORR和BQ不随时间改变，所以使用单向效应模型对回归模型4.1、4.2和4.4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在模型4.1、4.2和4.4的回归中使用单向随机效应模型，在模型4.3和4.5的回归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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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发展战略对于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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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五个回归模型中，TCI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高度支持如下的假说——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程度越深，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这一结果不随初始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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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4.1、4.2和4.4中，IGINI系数也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Li et al.（1998）的检验结果相一致，表明初始收入分配状况会对后续期间的收入分配造成一定的延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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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4.1、4.3和4.4中，GDPPC和GDPPC_1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且除模型4.1中的GDPPC外，GDPPC和GDPPC_1的系数均为正，同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可以拒绝Kuznets的倒U形收入分配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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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4.1的结果中，CORRi，t的系数为正，同理论预期相反。对此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腐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难以在收入分配调查中得到准确的反映。官员质量BQi，t的系数为负，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为正，但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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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发展战略和初始收入分配状况是一国收入分配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推行比较优势战略，那么即使该国的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也会逐渐提高。事实上，这就是在台湾和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表现出的“平等的增长”（Fei，Ranis and Kuo，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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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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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许多制度都会受到扭曲，由此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和低效率。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需要为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在同时为原先发展战略下建立起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寻找出路，从而为消除原先的扭曲和干预铺路。增长绩效就依赖于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总是伴随着较高的TCI，如果在改革或转型以后，一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那么资源配置和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TCI也会随之降低。因此，根据理论预期，如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能够成功地实现，那么就会导致TCI的负向变化。这种负向变化的程度越大，预期增长率就越高。因此，为了检验假说5，本文引入一个新的变量ΔTCI，其含义是1990—1999年间平均TCI的对数值与1970—1979年间平均TCI的对数值之间的差距，之所以这样选取时段，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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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因变量是1980—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的对数值。除ΔTCI外，解释变量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平均TCI的对数值、1980年的初始人均GDP以及其他代表制度质量、开放程度和人口规模的解释变量（这几个变量类似于检验假说1时所使用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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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通过两种方法检验这一假说。第一种方法使用了数据集中所有国家的观测值，而第二种方法仅将Easterly and Sewadeh（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样本。在两种方法下各进行了三个回归——其中两个使用OLS方法，一个使用2SLS方法，之所以使用2SLS方法，是为了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问题。表6.7给出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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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转型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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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论预期一致，在六个回归中，ΔTCI的符号都为负，且估计值显著异于零。这些结果支持如下假说：在20世纪70至90年代这段时期内，TCI的值下降越多，则由此带来的1980—1999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增加就越大。因此，对于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而言，如果政府能够处理好由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那么该国的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从估计结果可以推知，在20世纪70至90年代这段时期内，TCI的值每降低10%，1980—1999年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就会提高0.1—0.1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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