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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82 [3] 从很低的水平起步，日本人均收入用现价美元衡量，已经于1988年超过了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于1996年超过了美国。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显著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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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84 [4] 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对合适技术持有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Akamatsu（1962）和Takatoshi（1998）根据东亚奇迹的经验教训，使用“雁阵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来描述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扩散的特征。但是，从这个比喻里并不能得出明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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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86 [5] Griffin（1999）将发展战略分为六类：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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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88 [6] 为了简化起见，讨论时我忽略了自然资源禀赋。但是，即使将自然资源一并考虑，也并不影响讨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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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90 [7] 重工业在过去是最先进的部门。今天欠发达国家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技术产业上，这些目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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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92 [8] 在追求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欠发达国家，利率和汇率扭曲是很普遍的现象。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也常常被扭曲了（Lin et 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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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94 [9] 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也能将资本配给那些不属于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过的实际经验。当然，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收到的资本会少于政府不选择该战略时的资本量。另外，在确保优先发展产业的资金配给之后，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来配置剩余的资本，但是，此时市场利率将会比资本完全由市场配置时高。市场工资率则正好相反，因为优先发展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比较小，此时，市场工资率会低于完全由市场配置时的水平。这样，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就会在生产中选择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上面的分析也适用于对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的外汇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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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96 [10] 寻租的损失估计要远远大于资源配置扭曲所造成的损失（Kruger，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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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698 [11] Kornai（1986）是第一个分析预算软约束现象的经济学家。他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归因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家长性质。但我认为，预算软约束是政府对由其实施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现象负责的结果。我的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预算软约束现象同样存在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例如韩国的财阀），以及为什么这一现象仍然存在于已经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并废除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可参见Lin and T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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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00 [12]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观点（Redding，1999）。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仅仅在政府的支持只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和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外部性时才是成立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新产业中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企业就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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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02 [1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很有影响的文章发表之后，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五六十年代欠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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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04 [14]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cemoglu，1998；Caselli，1999）。关于技能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资不平等的上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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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06 [15]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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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08 [16] 中国台湾和韩国是很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中国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他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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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10 [17]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经常被用来对发展战略做出分类。这一分类方式与遵循比较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分类有些类似。任何国家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出口水平都要高于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下的这一水平。但是，任何经济体的贸易水平都是由其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因此，选用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政策目标或工具就是适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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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12 [18] 19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相对轻微，而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受到的打击相对较重。在这两组经济中，表现各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前者更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后者则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Li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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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14 [19] 经济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比例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Sachs建议的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但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失败了。玻利维亚较小也较穷；因此，玻利维亚政府可以用于补贴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资源就较少，经济中这样的企业的比例也较小。Stiglitz（1998）就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是，用少数几个政策工具，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相对较窄的经济增长目标。他建议政府采用多个政策工具，比如金融管制和竞争政策，来实现更为宽泛的政策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平等化等。Stiglitz的观点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讨论发展中的转轨国家如何应对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这种能力的缺乏对转轨路径和转轨政策的选择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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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16 [20] 1978年年末改革开始时，政府起初的政策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市，把生产队的规模从20—30户减少到由3—5户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小组，但明确禁止用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代替生产队制度。然而，安徽省凤阳县一个穷村的一个生产队在1978年秋秘密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包给了各个家庭，并在1979年取得了很好的收成。在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效果之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政策，把这种方法作为改革的一个新方向（Lin，1992）。集体土地的承包期开始时为1—3年，1985年延长到15年，1994年延长到30年。每个农户被要求按政府定价向政府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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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18 [21] 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实施的顺序是1979年的利润留成制度、1986年的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个制度都是先在少数企业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Lin，Cai and L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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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20 [22] 乡镇企业是转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另一制度创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得到了大量剩余，也看到了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然而，由于那时的意识形态原因，所有私营企业的形式是被禁止的，所以农民就用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作为替代制度来利用这些盈利机会。开始时政府担心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信贷、资源和市场，因此对乡镇企业的经营施加了许多限制。后来政府发现，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城镇市场的短缺问题，这才对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开了绿灯（Lin，Cai and L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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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22 [23] 本文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erformances：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Strategy，and Via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200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结语改编自“Development Strategy，Viability，and Economic Convergence”，参见第一部分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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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24 [24] Lin（2003）基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度之比构造了另一个指标，作为测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程度的代理变量。它与此处使用的代理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利用它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与本部分报告的结果类似。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提供该国制造业所用资本量的数据。因此，为了扩大所研究的国家数量，我在本部分使用的代理变量是由式（6.1）定义的基于制造业增加值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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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26 [25]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样本数分别为86、97、107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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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632728 [26] 表6.2至表6.4取自Lin and Li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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