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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伸：反弹性原则——鲍莫尔（W. Baumol）与布兰福特（D. Bradford）1970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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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塞规则实际上是以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它考虑到了对一种产品征税之后所波及到的全部相关效应。在公式（17.4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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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k的含税价格变动（由tk变化所导致的）会引起别的商品i的需求量的变动，从而有这一加和项。这一加和项，就是对征税后的一般均衡效应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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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商品需求只对自身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而不对别的商品的价格变化做出反应，即，如果不存在商品需求之间的交叉效应，那么，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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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7.61）式代入（17.60）式，（17.60）式就递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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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tk从（17.60）式中解出来，再在这一结果的等式两边除以qx（＝pk＋tk），就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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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关于商品k的需求价格弹性，记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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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7.64）称为“反弹性原则”。它是说，若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效应，则税收与含税价格之比就应该与需求的价格弹性成反向变动：需求的价格弹性越高，（绝对值）越大，则税率就应当越低；反之，税率越高。这个“反弹性原则”是鲍莫尔与布兰福特在1970年推导出来的（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26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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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鲍莫尔—布兰福特这一“反弹性原则”只是在极端条件下对兰姆塞规则的一个引伸，即它排除了商品需求之间、价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实质上将兰姆塞的一般均衡分析降为局部均衡分析。这种分析的好处是，将商品税税率的高度与商品本身的需求弹性的大小联系了起来，对于千百年来政府对需求弹性低的物品（如盐、烟、酒）开征高税的政策做出了理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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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引伸是应该非常谨慎的，否则，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因为，第一，商品需求之间完全互相独立这种情形是不大可能的，土地、酒、烟等物品看上去与别的商品在需求或供给上关系不大，但事实上仍是有关系的。撇开对这种商品征税会产生的问题的交叉效应，这是片面的。第二，兰姆塞规则的本意并不在于找出税额与含税价格之间的相对比率，而只是找出征税后对实物量的相对损伤程度，并且，他强调的不是弹性，而是替代效应的作用，但鲍莫尔—布兰福特的引申就转向了税率，而且不谈替代效应只讲弹性，这在分析层次上是更为粗糙的，由此可能发生分析失真。第三，“反弹性”原则在实践上的应用会引起一国的税基过窄，即政府岁入主要依赖于几个主要的消费税，像英国50年代曾出现过过分倚重于烟税、酒税。对此，萨缪尔逊持批评态度。中国目前开征的消费税也只有10来种，税基并不宽。而按兰姆塞规则，税基应宽，只是要求税后的消费缩小应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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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率兼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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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塞规则是效率原则，他完全不考虑如何在税制设计中体现公平原则这一问题。对这一缺点，米尔利斯与戴尔蒙在70年代初的研究中加以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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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尔蒙和米尔利斯1971年所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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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蒙与米尔利斯合作在197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即《最优税收与公共生产I：生产的有效性》（“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I : Production Efficiency”）与《最优税收与公共生产Ⅱ：税收规则》（“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Ⅱ: Tax Rules”）。其讨论的内容便是把兰姆塞规则从“一个家庭”的情形推广到不同的家庭共存于一种经济中的情形。这种推广自然而然地把公平考虑引入了税制的决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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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如何进行分析的？从逻辑上讲，他们只是对兰姆塞模型（那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的限制做了两方面的改变：第一，生产不一定是规模报酬不变，即生产的技术条件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第二，社会不再是由一个家庭组成，而是由H个不同的家庭构成，每一个家庭的偏好都不同，从而有不同的效用函数。我们在这里不讲生产技术条件变化对最优税制原则的影响，因为那涉及到“退税”与生产有效性原则。这里，仅仅讨论不同家庭偏好被引入后，如何使最优税收原则发生了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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