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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自愿交易的方式解决外在性，实质上隐含了产权清晰的前提，而产权清晰的过程本身又是会产生社会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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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的主要内容是，一旦遇上外在性问题，就应由卷入这种外在性的各方来自愿进行谈判，如果谈判的成本低于谈判的收获，最后结果就是有效的。但是，每一方在谈判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实质上是其本来就拥有的产权的反映。外在性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外在性的产生过程中产权不清晰，如环境污染，在污染这个领域产权界限不清晰，若主张用自愿谈判来解决污染治理，首先就得明确当事各方的产权。而这本身就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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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1975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维茨曼提出来的。在80年代与90年代，哈代（O. Hart），格拉斯曼（S. Grossman），与莫尔（J. Moor）都研究了外在性问题内在化的过程中产权如何分配，如何清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这一问题。这是从科斯定理中引申出来，然而科斯本人未曾加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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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外在性”问题是一个众人之间各不负责，相互扯皮的问题。产权越模糊，外在性问题便越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使产权逐渐清晰化的过程，而随着产权在某一个领域的清晰化，外在性问题会转移到产权尚未清晰的领域。在中国，农村与农业是产权明晰最早的领域，外在性问题便越来越往城市与工业转移；而随着国有企业逐渐改制，工业企业产权逐渐明晰，大批冗员就会转向社会，形成一种新的、大规模的社会负外在性；由于国有银行、财政与外汇管理、卫生、教育等部门是公有产权迄今为止保存较为完整的领域，于是，外在性问题、搭车者问题在这些领域也最为突出。私有企业、个人、家庭与其他私人单位似乎都向公有产权领域倾倒社会垃圾，转嫁社会成本，而国企部门与其他公有部门则成了盛装社会垃圾的垃圾箱，公有部门为此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社会负担。公有经济实质上相当于居民区中的绿草地与公园，如果无人负担这种社会成本，则会陷入“公共悲剧”，并且酿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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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清晰的这种成本，迄今为止，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财政承担着的。这个成本显然未包括在交易成本之中。按科斯定理（那个宽口径的定理），只要是改制的交易成本小于改制所带来的收益，则这种改制便是合理的。然而，改制不但有交易成本，还会引发新的社会外在性问题（如工人从企业下岗），这是外在性的转形问题，是原来的外在性与新的外在性的交易问题，这种交易在中国的确普遍按自愿谈判的方式出现了。但如何配置这种外在性交易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仍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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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科斯定理中“有效性”命题的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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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指出，对科斯定理的两个命题（有效性与不变性），理论界都有争议。这里，集中讨论“有效性”命题，即不依靠政府，由社会成员以自愿方式进行谈判，能否有效地解决外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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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指出，萨缪尔逊是带头对“有效性”命题提出怀疑的人，他并且指出了，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也许无法证明科斯定理中的“有效性”命题。但萨缪尔逊本人并没有构建一个博弈论模型来完成这一工作。2000年，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迪克塞（A. Dixit）发表了其与已故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合写的论文，以一个博弈论模型对科斯“有效性”命题给出了否定的证明。我们在这里就详细介绍这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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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性”命题的要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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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是美国资深的政治经济学家，于1998年去世。1965年，Olson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指出，科斯“有效性”命题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将外在性内在化的过程时，科斯所谓的“自愿谈判”过程便会越来越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使科斯谈判获得帕累托有效解；第二，也是更为严重的是，科斯的“有效性”命题忽视了群体行动中固有的“搭车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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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搭车者”问题是“外在性”与公共品提供理论中的普遍问题。科斯定理的本意是想通过自发的、自愿的交易来克服搭车者问题。然而，要使人们自愿加入谈判，自愿参与外在性的内在化过程，这需要激励机制。如果人们看到参与谈判对己利小于弊，或者付出大于所获，则就不会自愿加入克服外在性与提供公共品的谈判交易。而科斯定理却先验地假定，当事人必会自愿加入或参与谈判。这是一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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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xit与Olson 2000年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正是抓住了这一要害，即在“自愿谈判”这一科斯定理的条件上发现了“搭便车”问题。他们问：要是人们连参与谈判的积极性都没有，而推诿别人去参与谈判，自己分享别人谈判的好处，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想，最后岂不是连“自愿谈判”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吗？哪里还会有什么“有效性”的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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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表决”与“非协同—协同”博弈的双重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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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ixit与Olson看来，科斯的“有效性”命题，在分析手法上将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静态化了，从而忽略掉了“自愿谈判”过程本身所会引发的无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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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社会，又设一项公共品的提供或外在性的克服给其中M个社会成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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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细分起来，“自愿谈判”的过程是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第一步是每个个人的完全自由的“参与”决策，这个博弈是非协同博弈；第二步是公开的协同的博弈，是决定参与谈判的当事人之间谈判决定是否提供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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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愿谈判”的过程是严格按科斯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进行的，即一旦众人对外在性的处理与公共品的提供而形成协议，该协议的执行与贯彻就是无成本的，并且，实施是可靠的。又假定公共品的提供数量是离散的，非连续的。如果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社会中有M个成员最后到会，或者有更多的人到会参与谈判，决定提供公共品且分担，则对这些与会者来说，将外部性问题解决，提供公共品，便是最优的决策。在这一层次上，与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命题不相冲突。但问题不在这第二步的决策上，而在它之前的第一步决策上，即在参与不参与谈判这一环节上，社会成员中会出现“搭车者”，而正是这一环节上的问题，会最后动摇“有效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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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迪克塞—奥尔森一次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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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便来分析迪克塞—奥尔森（Dixit-Olson）（2000年）模型的技术细节。这个模型的数学工具，只是二项分布的概率，同时运用了博弈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这里，只分析一次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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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的基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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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由N个成员组成的社会。假定提供一种公共品可以对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的利益为V，而生产公共品的总成本为c。令M为满足不等式MV>c的最小正整数。M代表什么？它代表为了使该项公共品的提供得以实现，社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支持人数，所以，M是公共品提供的谈判最起码的参与规模，如果参与谈判的人少于M，则MV>c这一关系就实现不了。于是，有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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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MM，必有NV>c。这就打下一个伏笔：如果在选择“参与”与否这一阶段的博弈中，决策参与自愿谈判的社会成员数小于M，则到会的集体就不足以有动力去提供公共品，因为（M－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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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问与思考方式，决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有许多公益的事情或有利于进步的社会改革，就由于参与的人太少而搞不起来。改革在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为什么要经历如此循进的改革，其中一个原因是：本来可以让全社会成员受益的改革在起初大概只让少数人认识到有益，而如果这少数人（小于M）从改革中所获得的好处小于改革总成本，又要全部承担改革总成本，则改革就会无动力推动。从而，改革需等待，改革需积蓄力量，使参与改革的人数大于或等于M，改革就会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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