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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由于事先投资的专门性而造成买方在事后进行讹诈从而降低卖方事先投资的积极性这样一类问题呢？这就需要交易双方在事先写清合约，该合约明确规定，如果买方在事后以退出交易相威胁来获取供方投资的好处，要受惩罚，并明确规定交易以什么样的价格进行。而这种对于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规定事实上代表了贸易中的长期关系。企业之所以要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持这种长久的关系。在许多场合，提供专用性投资的供方索性将买方吞并进来，合成一家企业，这样就避免了“扼制”问题。从而，为了解决投资专用性所产生的扼制问题，企业的边界会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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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方的资产专用性与扼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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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讲了投资的专用性问题。关于“专用性”的经济学直觉其实十分简单。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大都是由各种契约来完成的，而各种契约必定是不完全的，原因在于，未来是不确定的，而履行契约的成本又往往高得难以承受。如果一方在专用程度非常高的资产上进行了投资，则在客观上就会面临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扼制”。相反，如果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比较低，则遭受重新谈判所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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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从买方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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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个企业的收入为R（q），这里q是产量，成本为c（q）。从事生产需要资产的服务，如果租用资产，则要付资产的租金。如果资本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需要租用资产的企业除了付资产租用费以外，还要付额外的“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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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s代表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s越高，则租用资产的企业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越高，于是有W′>0。比如，清华大学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需租用场地设施与同声翻译，派出人去联系，由于场地设施与同声翻译是一种专用性很高的资产（物质资产与人力资本），因此需求方（清华大学）就会面临比较高的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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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资产专用性参数的取值范围为0≤s≤1，如s＝0，说明资产无专用性，那么，买方就可以到任何一家提供资产的企业购买到资产服务，这时，买方只需付正常的资产租用费用。但是如s＝1，说明资产的专用性非常高，一旦买方需要租用该种专用资产，那提供专用资产的企业就处于某种垄断地位，你无法找到另一家企业去替代他，这时，买方就要支付很高的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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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另一种办法来避免这种“扼制”问题呢？有。你可以把提供场地与同声翻译的部门并入自己的企业，成为自己企业的一个部门。如今天我们上课的设施，电教的设备就是大学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当然不会有受“扼制”的问题，但会产生内部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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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表示“内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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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会面临两种“治理成本”：一种是从外部租用专用性资产所面临的外部治理成本，另一种是我们自己购买专用性资产，自己管理它们所引起的内部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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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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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8.34）是说，当资产专用性程度为零（s＝0）时，租用资产的治理成本W（0）会小于自己买入资产所引起的治理成本β；但当资产专用性很高（s＝1）时，租用资产的治理成本W（1）就会大于自己买入资产所产生的内部治理成本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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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w′>0，因此，存在着一个资产专用化程度的临界水平s*，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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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s*时，企业应该把专用性资产买进来，让提供专用性资产服务的部门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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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s*实质上规定了企业的边界。资产专用化程度低，企业容易分别经营；资产专用化程度高，企业倾向于扩张边界，把一切统进来，搞成“小而全”，“大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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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与我们有切身关系。高校的食堂、宿舍、医院与各种后勤机构要不要独立出去，搞成“社会化”？这直接与我们讨论的资产专用性有关。这里讲的专用性与人是有关系的。如校内食堂、校内医院与校内宿舍是专为学生或教师服务的，学生与教师固然可以跑到校外去就餐、住宿与看病，但吃饭、住宿与看病在校园内由学校经营，会有专门的方便。但由此也会带来内部治理成本（Gi＝β），现在大学的后勤人员一般超过从事教学的教师人数，这是很高的内部治理成本。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该怎么定，取决于W（s）与Gi之间的比较。这与方正、同方不一样，那是与大学教学工作的联系并没有专门化的部门，W（s）很低，根本不应由大学来经营，可以成立一家独立的企业，而实验室则必须由学校来经营，因其专用化程度很高，W（s）也相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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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十八讲 [:170463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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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产权理论：所有权的成本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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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格拉斯曼（Grossman）与哈代（Hart）1986年所发表的《所有权的成本与效益》所代表的新产权理论，首先是对前两节中所介绍的两个重要概念进行数学化的结果：（1）阿尔钦（Alchian）与德姆塞茨（Demsetz）提出残余权力（residual right），（2）威廉姆逊（Williamson）所提出的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与投资专用性（investment specificity）。其次，他们分析的中心是资产的残留控制权上，这里所指的资产不是人力资本，而是非人力资本，包括对机器、存货、建筑物、现金、专利、知识产权等残留（residual）控制权。为什么只分析残留的控制权？是由于契约关于这些非人力资本的资产的使用权限一般总是写不完全的，即合约一般是不完全的，这就留下了不小的权力真空。比如，对于设备的保存、维修以及机器运转的速度与实际折旧速度，合约一般是写不全的。谁拥有这种残留的控制权，谁实际上即拥有了财产的所有权。为什么要分析这种残留控制权的配置？是由于这些残留控制权的配置是联系着人们对于资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的，即残留控制权是与专用性的资产投资密切相关的。这里，哈代与格拉斯曼实际上把Alchian与Demsetz的“残留权”与Williamson的“专用性投资”两个概念结合了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到此为止，哈代与格拉斯曼进一步考察配置这种残留权力的成本与效益：什么叫所有权的效益？这就是指获得残留权的一方会有动力进行专用性的投资，而这种投资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什么叫所有权的成本？是指失去残留权的一方会无动力进行专用性的投资，从而降低社会经济效益。这样说来，所有权结构优化的评价标准是能否促进合约的参与者进行事先的专用性投资。我们现在来介绍哈代与格拉斯曼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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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社会上只有两个企业，企业1与企业2，它们相互加入一种专门关系，而这种关系只存在两期（时期0与时期1）。设两个企业各为经理经营，他们获取从企业活动中得到的全部报酬。在时期0，这两家企业的经理相互签订了一个合约，之后，两家企业就为这种专门关系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a1与a2。到了时期1，他们又分别采取行动，记为q1与q2，这时期中，报酬就实现了。注意，a1与a2是“关系专用性投资”q1与q2是与特定关系无关的活动，但它们却是报酬实现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