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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惊世骇俗的言论。凯恩斯向经济学家不断强调，未来是不确定的，猜测他人的分析十分困难，而集体心理和集体理性最终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使他成为当时经济学界进行知识革命的承担者。他的学术观点与当时许多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新面貌是并驾齐驱的，如毕加索与布拉克的立体主义（cubism），舍恩伯格与博格的无调性主义（atonalism），艾略特与庞德的碎片化诗歌（fragmented poetry），以及尼采和萨特的各种著述。凯恩斯带给经济学的新见解逐渐被称作是现代主义的，即关注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承认观点的多样性，认为客观真理应该终结，而对无序世界的感知是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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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并驾齐驱的景象正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其他一些领域，目前正存在着一股回归古典简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凯恩斯本人也明显感觉到他的某些追随者走得太远，正如他曾抱怨的，“许多现代主义的想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变得尖酸而愚蠢”（Keynes 1946：186）。在过去的十年里，宏观经济学领域正进行着一场跷跷板式的斗争，一方是现代主义者，包括不对称信息阵营（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mp）和预期非均衡团队（Expectational Disequilibrium Crowd）；另一方则是后现代主义的潜伏者：他们是穿着现代外衣的古典主义者，并且行进于新古典（New Classical）和新一代新古典主义（Neo-neo Classical）的旗帜之下。这些当前的方法论之争是驱使本书深入研究的重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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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的描述下，各种扰动因素在股票市场集结，并在此向整个经济发起攻击。而股市之所以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烦扰，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不稳定性。但凯恩斯所说的股市价格的不稳定，并不是指它的剧烈波动，而是指导致不确定的、微小的负面消息，也许仅是在以前积累的负面消息之上的一点增量，或许仅是股价的一次原因不明的随机走低，就有可能酿成一起股灾，即在外部事件作用下使价格发生过度下跌，但会突然击垮现行的对股票定价的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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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一个以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形成对事物的绝对观点的成规不免带有它的弱点，即它的靠不住的性质。这种性质给我们当前的要取得足够多的数量的投资这一问题造成不少的困难……作为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后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看法改变可以是由于与未来收益的关系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剧烈的波动，其原因在于：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在非正常时期，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Keynes1936：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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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迫切需要一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续作，以对上述的宝贵见解作出规范性表述。但如果抱怨凯恩斯的陈述晦涩难懂且缺乏数学形式，并认为他不应如此制造麻烦，那就太缺乏眼光和感激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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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学派的某些成员曾设法对凯恩斯提出的投机行为增加一些描述。我在一篇关于投机活动的文献综述（Phelps，1986）中提到，在近来的经验观察及计量结果中，存在一个明显符合凯恩斯观点的行为模式。至少在足够短的样本期内，以至短于资产的一次定价成规（或主观模型）的流行期，我们可估测到投资者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不足。根据曼昆和萨默斯（Mankiw and Summers，1984）的分析，长期利率对当期扰动信息未作出足够的反应。同样，根据瓦德瓦尼（Wadhwani，1984）和古德哈特（Goodhart，1987）的研究，汇率对当期事件的反应也很温和。根据莫斯和迈尔（Mors and Mayer，1985）的研究，公司在对其未来产出水平作预测时，也会表现出一个类似的倾向，即较少依赖当前信息，而过于依赖历史信息。就我所知，对新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与另外一种倾向是并存的，即当一种定价成规让位于（或被认为是让位于）另一种成规时，会出现买进波动或卖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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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参与者会对其他参与者的预期形成预期，并且认为其他参与者在调整预期时不如他自己调整预期的幅度大，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对外部事件反应不足的市场现象。如果一次扰动使得长期债券的翌日开盘价格的基本面预期或理性预期发生大幅下调，那么除非或直到个体参与者能确认其他市场参与者也会像他一样计算出此种下跌，否则他只会小幅下调对翌日债券价格的预期。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持这种想法，那么债券价格在开盘时就不会对扰动信息作出足够的反应。当然，在纯净的实验室条件下，我们可根据开盘价的下跌程度立即判定每位市场参与者都作出了与预期相反的相同计算，继而市场价格将经受一次余震，并在颠簸中跌至基本面水平。但在现实情形中，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开盘价格的下跌在某些时候部分地或完全地由随机因素导致。因此，后续的预期调整过程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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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雷德曼和菲尔普斯（Frydman-Phelps）主编的一部关于预期的会议论文集中（Phelps，1983），我给出了一个简单模型，可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清晰的数学表达，其中考虑了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注：对于反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可大致用如下数学方式予以表达，即假设个体的预测是他对基本面价格的预测以及其他人平均预测的线性单调函数，比如fi（p*，f）。由于预测函数fi对两个自变量均为增函数，因此它必然对第一个变量（或第二个变量）是弹性不足的，这可得到证明。）。最近，我又关注到另一篇视角相同的新文献，其中详细阐述了一个类似的论点（Pembert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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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说，剩下的任务就在于如何阐明市场传导机制：其中尤其要阐明的是，在资本资产的投机性估值中存在的不稳定性，会怎样导致某些时期出现低于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就业量。对于这一理论，即使那些最不认真的学生也会熟知其中的三个步骤。首先，一次投机信心的下降（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在起始就业水平上的下降）暗示着如果产品市场仍想在初始就业水平上保持均衡，那么就需要名义利率发生相同程度的下降。其次，如果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能得以满足，那么利率的下降将引发货币需求的增加，但如果货币供给并未相应提高，那么这必将导致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除非名义工资水平（乃至成本与价格）也随之下降才能缓解。再次，由于工人在形成关于货币工资的保留水平时，无法充分预测劳动需求下降的程度和广度，因此名义工资在起始时即使有下降，幅度也并不大，故而不足以阻止就业量的下降。并且他们根本无法及时完成重返最初就业水平的必要调整过程，其原因凯恩斯并未指明，但可能是因为工人难以估测投机性扰动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一次扰动，就会导致一次漫长的低就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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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进一步理解上述观点，我们就得借助更为规范的模型。当然，最为常见的模型就是希克斯（Hicks）获得巨大成功的IS-LM模型，它尝试把凯恩斯的传导机制用图形描绘出来。但它在编译凯恩斯头脑中的那些方程时，未能清晰考虑股票和资本品的实际价格；它们至多只是被隐含地提及，因为根据那个年代的流行看法，高长期利率与低股票价格以及资本品的低需求价格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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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关于凯恩斯体系的传导机制模型承袭自布兰查德（Blanchard，1981）的构想，其中恢复了股票价格的地位。在下述方程中，变量q可被解释为“托宾q”（Tobin’s q），即已安装资本的实际影子价格或实际价值，除以生产资本品的实际边际成本，其中后者在单部门情形下为一个常数。如果运用两个更为复杂的方程，还可将q值合理解释为所谓的“凯恩斯q”，即在两部门体系下把资本品的实际需求价格表述为一个生产资本品的递增（实际）供给价格。所有这些观点还可参见托宾（Tobin，1969）、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1968）以及勒鲁瓦（LeRo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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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观点下，q值与总就业量N的一个关系与希克斯模型中的IS曲线或所谓的投资-储蓄关系是对应的。此处，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F，可假设最终产出取决于N和资本存量K。在总产出中减去资本折旧δK，就得到收入Y，它也是N和K的函数，用f表示。消费支出C，按照通常的消费函数可被认为取决于收入，另外还取决于平移参数θ。投资支出I是一个关于q的增函数，其中q值足够大，可以引致正的总投资。而政府支付G被假定是外生的。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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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K）＝C（f（N，K）；θ）＋I（q）＋G（IS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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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Y）＜1，I′（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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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可在图1-1的（N，q）平面上描绘出来，即其中那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标注为qS。该曲线表明，在给定的N下，q可被看作投资的“供给价格”，其含义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投资水平和相应的就业水平，q值应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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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于（N，q）平面的IS-LM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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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与N的另一个关系与希克斯的LM曲线相对应。我们只需把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函数反转过来，就可发现财富持有者要求的货币利率i是关于收入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函数，用l表示。接下来，我们令这一函数与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相等，而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又等于预期通胀率与股票的预期实际收益率之和，其中前者可看作就业量的函数，用h（N）表示，而后者与q及其预期变化率有关，这由下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2]。令M代表货币供给，W为货币工资水平，并假定价格水平等于企业的边际成本，即为W/FN（K，N），其中FN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于是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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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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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在图1-1中由曲线qD表示。而上述不等式的含义是，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财富持有者要求的利率要比实际的名义收益率上升得更快。在此条件下，如果N足够大，从而导致FK－δ＋qe＞0，那么LM方程必然会使qD随着N增加而递减，这意味着预期的实际利率为正。反之，如果N过小，那么会使预期的实际利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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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可行的参数范围而言，我将只关注qD曲线向下倾斜的这一段与qS相交的情形。因此，我只需应对这两条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状况，正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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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系虽然特别简单，却可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观念的冲击与转变会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改变q的预期变化率，它可被认为通过qe发挥作用，并与qe共同决定对N与q的最终影响。q的预期变化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当前的q值也下降，继而推动N也随之下降[3]。无怪乎在1987年10月，当股票市值根据历史标准已被高估，市场仍然表现出最强烈的乐观情绪。然而，我们也可认为，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引致了q值的变化，进而（通过IS曲线）导致N的变化，并且基于上述方程，我们还可计算出q的预期变化率的潜在变化。上面这种图示法与原始的IS-LM模型存有一个类似的缺点，即无法提供完整的动态分析。它仅能提供一条由许多合乎条件的点（qe，q）形成的轨迹，如果幸运的话，一次完整的分析也许能从中选出一个具体的点。当然，理性预期方法是被凯恩斯学派刻意回避的，因为该方法试图对模型的正确预期路径作出计算，就好似每个人都客观了解或熟悉每起事件的发生概率，因此所有人对同一可能事件都会赋予相同的概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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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闭合上述系统，我们有必要使模型中包含货币工资，而不是将它设为任意参数，这一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开篇之处就已意识到。凯恩斯不仅承认，严重而持续的失业很可能会导致工资水平多次下跌，而且他还把当前货币工资水平看作当前就业水平的增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