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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支持……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Keynes，193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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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词典里，凯恩斯描绘的劳动市场工资是灵活的，不过厂商需要决定自己的付酬标准，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拍卖人，更不要说全局拍卖人了，而且不难想象的是，无论工资调整起来多么容易，也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调整。因此，我们最好也按照当前计量经济学的习惯，假设工资是定期核定的，并且经济中的所有工资都在每一期开始时重新设定，大概每个季度或半年一次。至于厂商如何设定工资，我们有很多种假设方式，但为了与凯恩斯（以及我的孤岛寓言（Island Parable））保持一致，从现在起我将假设，厂商提供的工资能恰好吸引下一期预期需要的劳动力即可，不存在像激励工资模型中那样的工人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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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假设，向市场经济提供的劳动量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际平均工资的函数，而且是货币平均工资的函数。因此当给定实际工资时，劳动供给将是一般货币价格水平的函数。货币价格与货币工资水平的一次下跌将使得劳动供给量在约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出现萎缩。凯恩斯在解释这一违背古典经济学的情形时出现了一些含混之处。在1947年的一篇经典文章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认为凯恩斯把问题归咎于工人的“货币幻觉”是有失严谨的，因此提出了一些辩护措施：①工会领袖要对其提请的相对工资水平负责；②工薪阶层的合约是以货币形式签订的；③工人对价格水平的预期缺乏弹性（无法由货币利率水平反映出来）；④工人由于无知而误将名义工资的削减当作实际工资的削减，于是有一部分人会退出劳动市场。其中，最后一条类似于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的怪异模型。其他一些论者把货币幻觉看作是凡勃伦式（Veblenesque）的“攀比”效应，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上述论点的充分性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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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于1970年对非完美交流市场所作的开创性讨论，以及我在1969年对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作概述时提到的孤岛寓言（也可见1970年的会议论文集的导论），可使我们将凯恩斯的观点重新解释为：当工人试图在另一社区或行业搜寻工作时，他对可行工资率的概率分布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所知甚少。在这种解释下，即使某个厂商提供的工作岗位变少了，也几乎不会引发货币工资的降低，因为工人并不认为经济中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的工资缩减。换言之，实际工资率低于其他部门的预期工资率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受到影响的工人认为其他部门的工作可作为备选机会。因此，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以及其他部门预期实际工资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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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下面的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与劳动市场的信息模型有关的若干概念。当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正确时，我们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在较弱的条件下，我们可认为存在一个常规的或称稳态的劳动市场均衡，其特征是存在正常规模的摩擦性失业，而这是由无时不在的市场扰动造成的，因为总有一些厂商失败，而另一些厂商诞生，并且工人总是无休止地四处探索并往来迁徙。因此，在这个稳态均衡上的平均工资要比如下工资（或平均工资）更高一些，即让一位全能的古典经济学家主宰劳动市场并作最小化的成本配置时，他为了从劳动力中吸引相应的就业量而必须提供的工资水平。于是，在这个均衡附近存在一种对称性。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下降，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是一样的，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降低（而不是劳动供给上升），则失业将上升而就业将下降；反之，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上升，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上升，则失业将下降而就业将上升。如果使用代数语言，我们可令w为货币工资W的对数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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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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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表示稳态均衡就业水平；由于在菲利普斯函数中并未含有实际的或预期的通胀率，因此无论通胀率是高是低，均衡水平都不变，于是我们也像弗里德曼那样，将此均衡点称作就业的自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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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处想要给出的一条结论是，根据上述的劳动市场模型，其实在任何可能的就业水平上，都存在着凯恩斯概念下的非自愿失业。根据凯恩斯的定义，只要由需求增加推动的价格上涨使得雇主在不变或较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无论货币工资是否变高）面临着更多可供雇用的劳动力，那么非自愿失业的数量就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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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Keynes，19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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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实际工资出现下降，就业却仍可能上升。我料想凯恩斯的含义是，如果工人在当前较低的实际工资下愿意更努力地寻找工作，那么意味着以前的就业水平是不受欢迎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吸引性，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非自愿性”的概念，而无须我们再引入所谓的岗位配给概念，于是劳动市场将出现一个系统性、局部无法出清的状态。上述观点的唯一缺点是它不仅适用于均衡水平N*之下，而且也适用于均衡水平，甚至还适用于均衡水平之上，乃至远高于均衡水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直至所有的摩擦性失业都消失。因为一次足够强度的需求增加不但会引致就业增加，而且还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提升超出货币工资的提升，直至最后一位在劳动市场逡巡的人也消失（按照凯恩斯的标准，正确的结论应是，要么以前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等因素造成的，要么当前新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造成的）。但不管怎样说，凯恩斯的语义问题并不是他探讨劳动市场时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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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让我运用上述模型，以一次非常简单的扰动为例，来对我所认为的凯恩斯式的分析，即一种非理性预期的分析，进行通俗而大致的讨论。假设在迄今为止的正常情形下，人们刚好形成了战争将在任何时候爆发的预期，为简便起见，假设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漫长战争，如果一旦爆发，将会使得政府支出扩张。于是，战事将导致曲线qS向右大幅移动，这使N相对其正常水平得到扩张，而q相对其正常水平出现降低；但由q降低而挤出的投资却不足以抵消政府支出的扩张。因此，只要战争尚未爆发，那么从任何高于战时q值的水平上看，战争爆发将存在导致q值下降的风险；于是，如果人们预期战争将要爆发，且料到战争有使q值下降的风险，那么当前的q值就会立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并继而引发N的缩减。这些效应就好似qe发生了一次必然的或确定性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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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于理性预期方式对上述问题建模，可对q值的下降幅度及其未来变化作出一个假想的计算。但对于被所有人掌握和认为掌握的正确知识来说，这种建模完全是不可能达到的结果。而凯恩斯式的建模则会使关于q值的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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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凯恩斯式的建模方法下，爆发战争的已知概率（时间路径）被代之以个体投资者对真实战争概率的平均猜测。其次，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也会被考虑（可能存在更多的推理步骤，原则上应存在对猜测进行猜测的“无限回归”）。个体对其他人猜测的猜测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从而对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当战争爆发时，他本人因持有股票而蒙受的损失也就越大。实际上，即使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发生，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也会导致他本人面临的风险越大，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其他人的猜测可能会逐渐接近真实概率或是接近他本人的当前猜测值，于是，如果其他人本来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下降的空间也较大（或是对他们关于风险的过度贴现而言，下降的空间也较小），其结果是，股价下跌将会更为严重（或是上涨的幅度变小）。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投资者高估了战争的概率，还是他相信其他人的平均观念低估了战争的概率（与后续估计值相比）并由此导致股价中对风险的贴现不足，这都会使整个股票市场最终的下跌程度高于理性预期下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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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上述情形对就业的影响时，让我们（仍像前述那样）假定厂商的工资决策是按期核定而不是连续核定的，并且在每一时期所有工资都被重新决定，不存在交错决定现象。于是，在理性预期的范式下，我们确可预测到工资率的上升，这是厂商为了应对当前（即在厂商宣布工资之后）可能爆发战争而进行的对冲行为。总之，战争爆发的风险使得工资不会大幅降低，因此不足以抵消未开战时期（无论有多漫长）由q值下降而导致的就业抑制。于是，如果战争并未爆发，那么就业就会萎缩，这将导致一次衰退；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由于工资仅对可能爆发战争作出反应而不会在确实爆发时作出反应，那么这将导致就业被拉升到正常水平之上，这将促成一次繁荣。在一个线性模型下，就业的预期量将与就业的自然水平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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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凯恩斯的范式来分析，将会得到更多可能的结果。首先，市场上存在着如下一种无效情形，即人们的战争前景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幻影罢了，故而由此导致的q值下降依然是不真实的，但却仍然会引发一次萧条。然而，此时无人能认为萧条是市场对战争风险的理性贴现。如果基于投资者对爆发战争的主观概率来计算对就业量的主观预期，那么在一个线性模型下这个预期值将仍与自然就业量持平。然而，对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却实实在在下降了。其次，当典型的投资者担心其他投资者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时，那么由此将导致q值的进一步下降，而劳动市场也会对此作出反应。其结局是，q值的进一步下降将使得经济衰退更为恶化。凯恩斯范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劳动市场上的参与者无法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进行估计，因此也就不存在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值与自然就业量相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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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全部理论就在于，困扰市场经济的是难以协调的两股力量：一方面，生产决策由分散化的厂商完成；另一方面，工作决策由分散化的家庭完成。确实，这就是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在其1968年的著作以及论文集《信息与协调》中极力强调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如有任何疑问，都可在凯恩斯的一些被遗弃的注解中找到印证，那可能是他为了推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作的，主题是关于“合作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的差异”，该文收录于《凯恩斯文集》第29卷。但在我看来，某些思想实验中涉及的协调问题要比其他情形下更为明显，牵涉面也更广。在上述关于一次扰动的例子中，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向新的均衡移动。通过调整工资以使投资部门的就业得以恢复，是重新达到均衡的唯一障碍。现在，我们将给出一个关于资源再配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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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消费者需求突然出现了一次萎缩（即消费函数向下移动），并且持续时间未知。根据前述的传导机制模型，qS曲线将向左移动，于是q值得到提高，但由于货币工资并未充分下降，因此就业量N出现下降[有两种极端情形被排除在外，它们另当别论，因为在这些情形下就业不受影响，于是也不需要降低工资来重振就业：一方面，如果qD曲线（LM曲线的对应物）是垂直的，那么这就是萨伊定律情形，此时q值会持续上升，直至投资得到充分刺激，并最终弥补由消费不足引发的缺口；而如果qS曲线是水平的，那么这就是托宾的动态总量模型，此时就业的下降是暂时性的，因为qD曲线在不变的qS曲线之上的跃动最终会引发厂商提高资本品的生产]。此处，我假定q值的预期变化率处于扰动前的水平，比如为零。与这一扰动相对应的是，工资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而重振就业；并且这是一个类似静态的问题，劳动市场可能花费不了几个月就能实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厂商的资本品生产设施与消费品生产场所很近时，他们会发现进行多样化生产是无须太多成本的。但是，在此种情形下，劳动市场的问题首先在于普遍存在着适应性预期综合征：工人发现很难对未来短期内的平均市场工资作出预测，因为这不是由现存的或最近报告的平均工资所“掌管”的；其次，市场存在着对“时滞”的直觉判断：当平均工资下降，工人愿意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寻找一份仍接近原有工资水平的工作，因为他们相信，一般工资水平的削减不会马上传递到市场的每个角落。这些失业的工人由此愿意脱离工作一段时间，于是货币工资的下降将被放缓，不足以使厂商的实际资金账户得到充分提升，因此投资也得不到充分刺激，无法使就业恢复到原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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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市场参与者寻找新均衡工资的问题会由于如下情形而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如果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担心消费缩减的“好消息”（这提高了q值）仅仅是暂时的，那么他们对这次扰动的预期是，无论q值最初跃升到什么位置，都会出现回落。这种预期将会使qe下降，于是qD曲线向下方移动，其结果是，q值将不会上升到最初那么高，而与之对应的就业量下降将更为严重（我猜测这就是凯恩斯反复强调的长期利率的黏性现象）。如果总就业量要想得到维持或恢复，工人就必须愿意接受一个额外的工资削减，以此拉升q值到所需的程度，因为金融市场的预期使得q值的大部分上升都被侵蚀了。于是，一个可能的局面是，q值只出现了些许上升，而工资却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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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意识到，资本品的厂商可能会担忧，当前q值的上升以及资本品需求价格的上升，会在未来某个不可预测的时点上被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他们那时很可能来不及将本来决定生产的任何额外资本品售卖出去，于是，当前的劳动市场问题将变得更为严峻。此时，qS曲线将会上移，这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下降，但荒谬的是，q值的上升却得到了强化。因此，当资本品厂商对维持当前的q值心存疑虑时，工人必须愿意接受一个更大幅度的工资削减，以便使q值能够得到充分地提升。可以想象，除非厂商的悲观情绪逐渐消除，平均工资的均衡值甚至会接近于零。而工资水平必须大幅下降的原因出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品需求价格上升导致q值出现小幅上升，二是不确定性的加剧导致资本品的供给价格上升，这使得q值出现大幅上升。于我而言，并不难相信的一点是，实际的平均工资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从最初的均衡路径转移到另一条均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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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理性预期的理论家会认为此处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人只需观察每日或每周由消费冲击带来的影响数据即可——一旦留意到消费品行业的收益下降，就可估测q值的下降幅度，然后根据这一“征兆”来对平均工资的新预期值作出正确的预测。尽管这一理论仅是一个严格的理想情形，但它确实代表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并且也是我们所尽力追求的。但我认为，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却会引述罗曼·弗雷德曼（Roman Frydman）1982年的一篇文章，其观点是，如果个体真的能够老练地按照他们对理性预期模型的理解来进行预测，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因为每名个体在每次进行预测时，都会受到同时期其他个体进行预测的干扰；仅当在一个过分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下，由于其他个体的预期被忽视了，因此可以保证收敛到均衡。于是，对于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公众对q值变化率的预期就是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像在理性预期模型中是一个“可解”的内生变量；如果劳动市场相信，公众目前的悲观情绪虽然有所缓解，却仍然存在，那么工资水平就会一直维持低位。与此类似，继消费需求波动之后，资本品厂商将会感受到，未来短期价格的不确定性会逐渐放大，这是凯恩斯视角下的另一个外生变量。一旦我们打算放弃理性预期的禁果，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工资水平的削减总是会或通常会使经济复苏被拖延下去，因为工资削减本身倾向于一直维持，而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结论。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每一次衰退都各不相同，并且发生在一个大部分结构都未知的经济中。前一代人尚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处理各种衰退的指南手册，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他们在最后一次衰退中做了什么。值得指出的是，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的另一个启示是，由于总是存在观念互异的大量个体，因此个体努力追寻的信息也各不相同（当然，这不是由单一原因所致）。由此引发的对就业及非自愿失业的影响，目前才刚刚出现相关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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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定，消费品部门中的任何失业工人若想在资本品部门找到工作，就必须转移他的住所，那么上述协调问题就需要多考虑一个维度。究竟哪些被解雇的工人需要搬迁，哪些工人可以等待原有工作的重新召唤（实际收入水平的恢复会使得消费品部门的就业也得到部分恢复），这其中可能存在搭便车问题。在新古典式的分析下，供给曲线将出现上移，这会导致两个部门之间出现一定的工资级差，于是所需的工人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如果与这种级差相对应的是，大量工人对于是否留在消费品部门是无差异的，而不仅仅是边际上的工人[他在非原子式（non-atomic）的情形下才认为是无差异的]，那么单纯达到新的均衡工资结构（资本品部门的工资下降，但消费品部门的工资下降得更甚），也不足以使就业达到均衡。可能有太多的失业者仍然在消费品部门逗留，他们继续高估被旧岗位再次雇用的机会，并且低估他们在投资品部门获得雇用的机会，因为他们高估了想要转往投资品部门的人数。这种情形就好似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每个人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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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讨论的这些凯恩斯学派的研究，可借用希克斯最受欢迎的话语来概括其主题，即旧有的均衡路径如何转移至一条新的路径。在我看来，在此处，经济复苏与经济衰退本身都是差不多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受到衰退打击的国家通常都会展现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回升势头以及朝向复苏的稳定趋势。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数据显示，英国、瑞典、德国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就已表现出从大萧条中完全康复的迹象；法国与荷兰虽然差强人意，但这是由于战争的威胁正不断逼近。最大的例外是美国，在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紧缩，并且国家复兴署还通过立法以提高价格。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确实都遭遇了一次长时期的衰退，但这一现象似乎并不符合凯恩斯的故事体系。对我而言，我在此处尽力阐述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衰退，但这一理论很适合解释通常所见的衰退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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