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46091
迈克尔·帕金于1984年写道，一群被他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学派理论家正致力于寻找一个新的工资-价格模型（或供给子系统）以使得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凯恩斯主义的信条来分析总需求和货币稳定政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的早期“微观基础”文献对弹性工资-价格的宏微观模型做出了贡献，我们认为此类宏微观模型至少足以作为一部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基础，但是在沿用新兴古典主义的理性预期路线重构这些模型时，却大幅改变了模型基础，所以这些重构的模型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只有未预期到的需求冲击能对“周期”产生影响（撇开有限适用性的限制），预期到的稳定政策并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只有两类人有兴趣继续探索如何将理性预期与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结合，一类是那些不想摒弃理性预期规范的凯恩斯主义者，而另一类人只是好奇地想看看凯恩斯主义能否以某种方式与理性预期共存。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代表第二股力量继续推动建立凯恩斯主义信条的微观基础（正如我将指出的，有两波浪潮推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信条包括：一个不变的需求冲击会带来持续的衰退，以及货币稳定政策是“有效的”。
1704646092
1704646093
因为在交错的时间表中，每隔一定时间个人价目表和薪酬标准都会重新设定，所以我们认为平均价格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都是黏性的，这个想法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正如在之前章节中观察到的，这个想法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着理性预期。在此我还想展示一篇简短的论文，该论文来自1974年11月于明尼阿波利斯市举办的会议，论文认为这种工资设定的概念可以与理性预期相结合以得出一些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几篇论文，交错模型（staggering mode）[2]才具备可操作性并且被嵌入了一般的宏观模型中，我想要说明一下，这其中的大多数论文都出自哥伦比亚大学。
1704646094
1704646095
在这些论文中，第一篇引起我关注的论文是来自我当时的同事约翰·泰勒（Taylor，1978）的，他跟进了此脉络上的一系列理论论文和计量论文（1979，1980）。[实际上，泰勒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Phelps and Taylor，1977）写于约翰·泰勒的这篇文章之前，我们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如果在上期冲击还未发生并且第一期冲击[3]的影响出现之前就预先决定了现期的价格，那么货币政策就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价格的交错设定出现在两个周期或更多周期之间，情况也同样会是这样，但这篇初步的研究习作仍缺乏交错的情况]。不久之后我就完成了一篇包含工资交错模型的论文（Phelps，1978）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不引起衰退的反通胀的货币计划。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位同事吉列尔莫·卡尔沃也完成了一系列相关论文（Guillermo Calvo，1981，1982），在他的论文中原价格永远不会被修改，然而新价格会推动平均价格水平变化。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利·费希尔在对我的研究进行了推进后，沿着这个研究主线建立了他自己的工资交错模型（wage-staggering model，Stanley Fischer，1977）。之后，乔·安娜·格雷（Jo Anna Gray，1978）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1983）继续在交错类型的模型上进行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谈到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论文。
1704646096
1704646097
我认为，在交错模型中预期到的需求和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产出产生影响的机制或许已经很明显了，并且我们对其十分熟悉，所以不必再过多地论述。方法就是构建一个不仅包含自然失业率，而且能展现出货币中性的模型：更准确地说，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分别关于名义货币供给和名义价格呈现出零次齐次性特征，预期到的货币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也不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和均衡劳动力，因此货币不仅是中性的，更是“超中性的”（super-neutral）。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中，增加一倍的货币并不会影响稳态均衡失业率。所以如果货币供给翻倍的预告是可信的，在设定现期工资和价格时及时考虑到了货币供给会翻倍，同时如果所有工资和价格都是弹性的，那么在唯一性与存在性的一般限制性条件下，所有价格和工资都将立刻翻倍，从而抵消货币供给增加对实际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影响。
1704646098
1704646099
交错工资模型所做的贡献就是迫使每个企业都要等到指定的时间再调整其薪酬标准以适应更高的货币供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充分猛增以推高价格水平到足以抵消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个连续时间的模型中，平均工资水平是根本无法猛增的。只要价格水平的提高幅度并未达到充分中和货币供给增加量的水平，真实现金余额（相应的对资本品的需求价格）以及受此影响的就业水平都将会膨胀。
1704646100
1704646101
让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行业中有这么多人起初都弄错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属性。他们错误地认为稳态均衡将在有限时间（所有企业修改他们工资所要花费的时间）内达到；在模型中，每个企业每年都要设定一次工资，一些企业是在2月17日，一些企业是在2月18日，依此类推，这意味着从高涨开始的那天算起，高涨将在365天中结束。实际上该模型意味着，平均工资的迟缓滞后抑制了企业大幅增加工资的热情，如果该抑制作用大于失业下降对其的刺激作用，那么后续工资制定者在应对新稳态时的反应会“调整不足”。因此，365天后因为所有企业都对其第一反应调整不足，结果就是平均工资将同样调整不足。因此高涨将持续更长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该高涨的消失过程只会是渐进式地。
1704646102
1704646103
我还记得，当泰勒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中心带回关于重新设定工资的平均间隔时间的第一个计量估计结果时，我们有多么兴奋。他让我猜一下。我想脱口而出“12个月”（我所知道的所有公司都是每一年设定一次工资），但是想起约翰经常提及在美国为期三年的工会合同，我试着猜了“13个月”。正确的答案是大约11个月或11.5个月。尽管有工会在那里，但我忘了还有临时工，临时工每年可能会换好几份工作。据我所知，在对此类模型的后续研究估计中，这个估计值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要注意到，人们可以使用估计模型来计算出高涨的理论半衰期。我猜测在美国它是大约一年半或两年。
1704646104
1704646105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模型将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正式模型，至少在美国地区会这样，类似于A.G.斯波尔丁在棒球界的地位。此模型也确实曾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迅速获得支持，然而后来，变弱了的该模型只留在了其中一部分教科书中。但在学术层面上，这个模型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来自新兴古典主义的外部攻击和来自年轻学者的内部叛乱。
1704646106
1704646107
被罗伯特·巴罗攻击的那篇论文刚刚发表不久，巴罗就在1977年发表论文反对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也依赖于的）就业和名义工资水平（以对货币供给的比率的形式）之间的因果关联。当一般工资水平低迷，并且产品市场价格全部市场出清时，在每一个就业水平上，货币供给增加都会导致价格对工资的比率上升；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思路，生产的边际利润的这种增长将使得公司提高它们的产出和就业。巴罗写道：
1704646108
1704646109
由贝利、艾采瑞爱迪斯和戈登最近做出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契约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合理地证明了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时，工资对其的反应较为迟缓。在格雷（Gray，1976）和费希尔（Fischer，1977）的模型中出现的黏性工资表明，即使当人们同时都意识到了扰动是货币的本质，货币扰动也会影响就业和产出。一个与之相关的结论即为，货币政策反馈规则可以作为有效的稳定器。但这篇论文遇到的论证难题是：那些模型之所以能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契约方法仅适用于劳动市场的一个方面（工资决策），但并不适用于劳动市场的其他方面（雇用决策）。当使用最优的契约安排来决定雇用时，目前感知到的货币扰动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就会消失。换言之，契约理论和黏性价格的结合也无法调和标准凯恩斯模型和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Barro，1977：305-6）。
1704646110
1704646111
事实上，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因为契约和承诺（称之为一个承诺可能更为合适）之间的语义混淆而招致这样的批评。当哈罗德百货公司或梅西百货公司广告宣传要以某指定的价格出售某种产品（通常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时，我们明白该商店做出了一个答应供给的承诺，要在该价格上售出该产品。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签订契约——在规定价格上提供规定数量的契约。同样，当商店做广告或以其他方法正式公布雇用销售人员的工资时，商店并没有提供规定数量的工作，也没有因此与任何人签订契约。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价格和工资的承诺（这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东西）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称为契约。
1704646112
1704646113
巴罗抱怨“契约理论不支持工资黏性”，但他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误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中工资或价格（或工资和价格两者）的概念的根源是长期存在且是交错的。这个概念的早期表达与契约理论无关。费尔纳（Fellner，1965）、菲尔普斯（Phelps，1968，1970）、阿克洛夫（Akerlof，1969）和古巴经济学家帕索斯所做的这些讨论和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因此并没有受到隐含劳动合同的新一代新古典模型（因为该模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还要归因于阿扎里亚迪斯与公司的共同努力）的启发。此外，这个模型显然旨在描述表示实际工资的契约，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契约，所以它很难作为名义工资黏性模型的基础。
1704646114
1704646115
一个公司将设定其薪酬标准并保持该薪酬标准一年或半年，这一主张最初的基本原理可以被概括为三点：交付周期（lead time）、决策成本和可靠性。
1704646116
1704646117
第一，在设定工资时考虑到交付周期是有好处的。
1704646118
1704646119
想必一个公司不会一大早让工人们将今天的（或者甚至是明天的）薪酬标准通知张贴在整个城镇中。究其原因，信息在整个潜在受众群体中扩散开来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如果扩大了的受众范围，公司就可以以更小的成本获得给定的申请人数量。并且，许多工人愿意支付某物（接受较低的工资）以提前获得通知。此外，如果大量的潜在申请人都被告知了公司的条款，公司将发现申请的人数会较为稳定。
1704646120
1704646121
所以今天的劳动力可能已经接受了几个月前提出的条款。因此，今天的企业不得不接受工资中有许多预先决定的因素的这个事实。在此企业也不会与个人签订长期的合同，只会做提前很长时间的规划。
1704646122
1704646123
第二，在设定工资时存在决策成本。
1704646124
1704646125
尽管公司每天都可以修改其薪酬标准，又始终保持某一固定的交付周期（所以，今天的决策可能适用于从今天起的10个工作日内的薪酬标准），如果管理者只是经常地而不是每天或每小时、每分钟都要审查和调整薪酬标准，那么就会明显地节约管理者的注意力和用于信息收集的精力（稍后我们将对比定期审查模型和菜单成本模型以分析关于做出这些决策的时间选择问题）。
1704646126
1704646127
第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的有效期，未来的工人可以信任和依赖该工资多久。
1704646128
1704646129
为什么对公司来说在一段持续时间内规定薪酬标准是最优的，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提高消息的信息价值。显然，如果给出的工资只适用于这个即将到来的7月的某一小时，工人将不会关注该工资。[4]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观点几乎是对第二个观点的重复，除了这里的生产准备成本是由消息的接收者承担的这一点不同。
1704646130
1704646131
在这一点上，很容易解决名义工资相对实际工资的设定问题。很显然公司为什么不用一篮子商品和礼券来支付他们的工资，更不用说要求使用公司实际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中大部分是中间产品）来支付。但是，公司为什么不用带有应急条款（该应急条款要求，名义工资要按后续测量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成比例地进行追溯性调整）的指数形式来给出工资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可能认为公司将明白被公司认定为对经济均衡是纯货币的和中性的通货膨胀扰动只是产生了工资低迷的错觉，晚些时候工资表上已有的或增加的每位工人都会收到一份补充报酬，所以新增的就业并不是有利可图的。我认为对指数问题的第二部分答案是这样的：在上述被契约论者认可的事后分析不变的模型世界中，当工人与一家公司签署雇用契约时，他就放弃了离开的念头（正如在邦蒂号叛变事件中一样），以被建议的那种经典方式将指数化雇用待遇编入契约中才是最优的。但给毕业生支付动态工资的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费尔纳和我自己（交错范式的支持者），还有理查德·利普西、查尔斯·霍尔特、戴尔·莫滕森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却是高流动性时期之一。在我们看来，这些公司因为竞争雇员而陷入了困境，在工资设定中的首要关注问题是过低的相对工资会导致过高的离职率。如果我们想象公司能如此聪明灵敏地指数化他们报出的工资，我们就会认为（确实也如凯恩斯曾提出过的）每家公司都将工资指数化为下一年国家报告中记录的一般工资水平，或者如果不是指数化为一般工资水平，那么就是指数化到行业水平，或者指数化到其他平行的工资水平。[5]
1704646132
1704646133
但是对我们来说，用这样的指数形式来描述公司工资将会是很不自然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传递信息、接收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公司面对的长期问题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吸引劳动力，如果它发出的关于其工资条款的信息是复杂且晦涩的，该公司可能会弊大于利。毕竟，该公司迟早要解释其工资究竟是如何对应指数的——在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或更久之后？是对初始工资付息还是不付？随着人们考虑到道德风险的问题，该公司必须要详细说明指数工资是如何预防欺诈的，以及在发生破产或倒闭事件时指数工资可以提供哪些保护措施？因此，这似乎表示如果其他所有公司都以简单名义工资的方式发布工资信息，那么就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独自选择更复杂的因情况而异[6]的工资并承担其带来的复杂性和焦虑性。[7]
1704646134
1704646135
如果人们接受了以上这些关于公司名义薪酬标准在预先安排的工资审查期中显现出刚性的原因，似乎就很难拒绝该论点的其余部分：如果我们现在把自己限制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当需求猛增时，公司的最优市场出清价格也有所提升，生产部经理没有理由给自己分配一个更高的劳动力影子价格（名义值）；他没有理由不认为产品工资下降了，也没有理由不提高相应的产出。生产部经理只需使用预先确定的薪酬标准来计算当公司聘请另一名雇员时该公司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如果少雇用一个员工或多雇用一个员工时将会节约多少成本。公司出于自利的原因可以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这样就有可用的劳动力在那里等待着被雇用。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需求减少会导致市场出清价格降低的情况（如果需求的增加或需求的减少是足够大的，该公司可能会偏离其预定的工资计划，临时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以讨论对薪酬规模的临时调整，这是老生常谈的情况了。几乎没有模型会不受极端条件影响）。
1704646136
1704646137
我希望上述讨论可以十分合理地回应巴罗对新凯恩斯主义纲要所做的批评。尽管人们明白一些理论家不会把批评当作真正的回答，直到有人成功地写出一个宏微观模型以支持我的主张或（找到合适的对这些主张的替代）支持其替代品。我只想在这里评论道，至少对我来说，下面这种做法并不是明显的非最优结果——我们首先在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的形式下应用我们的理论概念来看看它们的逻辑含义是什么，并且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这本身也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努力（在我们努力用正式方法内生化模型的所有新特性之前）。
1704646138
1704646139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用很大的篇幅辩护了以下命题——世界上存在长期的名义工资承诺，并且由于类似的原因，也存在名义价格承诺。我们最终得出命题：这些承诺通常是前后交错的[8]。至少我相信，如果根据理论假定，所有公司的工资都被同时设定，那么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在解释大多数国家的繁荣和衰退时的有用性就是相当有限的。举一个实例，日本著名的春季斗争[9]（spring offensive）使我们能够在日本看到这种几乎虚构般的情形，我们暂且不管“在春天设定好全部工资”的这种机制是否真的会影响真实的日本经济；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表现糟糕，也许比新兴古典模型更糟，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10]即使凯恩斯主义信条是完全有效的，它也将仅仅适用于“直到春天为止”的情况而已，并且将无法被月度数据和后来的季度数据证明。
1704646140
[
上一页 ]
[ :1.7046460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