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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设a21和a11为正，该符号约束可以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即通过减税（政府支出保持不变）实现的财政刺激政策在提高产出上比在控制价格水平上更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的比较优势在于提高（或降低）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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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12＞0，那么在凯恩斯理论下财政刺激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就会超过在与之对立的供给学派理论下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这是由布林德（Blinder）在1983年提出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在P的目标水平给定时，M与F的组合处在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上，如图5-1a所示。准确来说，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减弱，这条直线不如“在给定Y的目标水平时的”政策组合所形成的轨迹陡峭，因为财政政策在扩大产出方面相对有效，所以“使产出恢复到其目标水平”所需的M增量要大于“使价格水平回到其目标水平”所需的M增量。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减税对于劳动力供给的扩张性影响会使得产出的供给价格下降，减税对于产出需求的扩张性影响（如果有的话）会使得产出的需求价格上升，供给价格的降低程度（与初始产出水平相比）超过了需求价格的上升程度，所以a12＜0，如图5-1b所示。这时，在给定了目标价格水平时，政策组合的轨迹是向上倾斜的，与给定目标产出水平时的轨迹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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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供给学派政策组合在两种情况下达到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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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参数的约束有这样的性质：对目标工具的反向分配（将Y分配给M，将P分配给F）会导致系统做出远离曲线交点（此处两个目标都能实现）的爆发式运动，除非碰巧政策组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绝对、完全正确的。得出的结论就是，遵循另一种分配方式（将Y分配给F，将P分配给M）是更安全、更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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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蒙代尔推测的那样，也许事实就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政府习惯于盯准GDP和就业来制定货币目标，同时将紧缩财政预算作为一种新一代凯恩斯主义式的方法以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使得单位成本和价格水平趋势的斜率变得稍微平缓一些。在那段时期，人们确实从更激进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听到过这样的建议，不论立法机关是否听取了这些建议。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蒙代尔分配是一个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学说异端的异议。保持价格稳定并不是货币当局的全部中心；毕竟，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要求一国应该使用其货币政策的力量来稳定该国的价格水平（外汇价格），理论上讲这样做会十分（也许是决定性的）有利于稳定一般价格水平。其异端性在于，它建议要通过预算赤字的方式来使生产和就业稳定在某一趋势路径上，而该工具在新一代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是用来控制财富积累的。此外，它建议靠增加赤字来扩张生产，而不是像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靠增加盈余（以加快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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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裂为三个敌对阵营。新一代凯恩斯主义阵营认为鼓励预算赤字会使国家破产并减缓经济增长，并以此为由攻击供给学派。供给学派阵营之所以会攻击货币主义者，则是因为货币主义者优先考虑的不是与一般价格水平有紧密联系的商品价格和外汇价格，货币主义者更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最后，货币主义阵营永不厌倦地攻击新一代凯恩斯阵营对货币政策执行中操作规则的持续忽略。新兴古典学派则啧啧不停地表示这些都是小题大做，因为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几乎都是中性的。我们从高深理论的时代走到了高雅喜剧的时代，并且我认为我们都是乐在其中的（也许尤其在那些最激烈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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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的政策立场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是什么呢？这个学说能在相当繁杂的理论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一点让我饶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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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的政策组合最初被宣扬为是对反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其解释，财政刺激政策能够使一国的货币升值。给定初始的货币存量，货币会一直升值直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需求不再超过产出，这会使得国内利率与世界市场利率相等。货币升值是通过降低所给出的（或所需要的）工资率从而减少成本的，所以导致工人会去消费进口商品。因此，它能够制止预期工资的通货膨胀均衡和价格上涨；并且由于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量，货币升值可以在实际上增加产出，其中增加劳动力供给量是通过增加与国内产出形式下的初始实物工资相应的实际整体工资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如果产出的增加足够大，抵消升值所需的货币供给量实际上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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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劳动力市场背后隐含的模型是新古典学派的，模型中假定实际工资使得劳动力市场出清，并且将劳动力供给描述为实际工资的增函数（而不是向后弯曲或者垂直的供给曲线）。但细想就会发现，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在动态研究方面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个不同在其结论中并不明显。[2]在新凯恩斯框架中，“供给工资”的下降会通过增加给定就业水平上的失业率，从而逐渐降低实际工资。人们也意识到了，由于货币升值会使得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内价格降低，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能作为货币升值导致成本下降的一种途径，因此芝加哥学派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处处向上倾斜）并不具备理论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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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习惯于从封闭经济角度思考的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开放经济的合理化不容易被理解。此外，针对美国经济情况应用新政策组合的建议遭遇了一个典型的事实，即美国经济几乎没有进口，且出口更少。出现在脑海中的另一个反对观点是，如果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采取类似的刺激政策以寻求同样的供给学派下的对通货膨胀的治疗，那么一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就不会使其货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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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即在通货膨胀时期，财政刺激政策和控制某类价格或价格指数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能否被合理化为一个针对世界整体的好处方。供给学派、政策组合建议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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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里根减税的大部分宣传根本不取决于经济的开放性，并且奇怪的是宣传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具有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它就是有效需求理论。公众被一种极其严肃的口吻告知，所谓的里根减税能通过刺激需求来扩大就业，这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肯尼迪减税扩大就业的方式一致。当然，这只说对了一半。供给学派理论者心目中首选的政策组合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以对立的和抵消的方式拉动总需求曲线（在价格-产出平面），这种组合变动将有助于降低价格水平（相对之前的趋势而言），此外还能通过其副作用来扩大产出（也是相对之前的趋势而言），可以这么说，这会降低产出的供给价格。右手推崇刺激需求而左手计划怎样撤销影响，这真是一出荒诞派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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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经济学中，问题往往复杂到使一个起初看来错误的答案可能最终会具有挽救性的解释力。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对供给学派理论做出了贡献，他认为如果央行立即停止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以制止通胀的这个公开计划有充分的可信度，但是为适应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的隐性下降而使初始货币供应量突然上涨会危及信誉，那么持续的财政刺激通常可以作为货币供应量突然上涨的有效替代。继续上述比喻，如果对左手未来行动的预期使得一只手或另一只手现在刺激需求是令人满意的，同时左手是固定的，那就让我们愉快地转向右手去刺激需求。有趣的是，经济学界没有接受这一财政刺激政策的基本原理。也许人们认为以长期减税的形式实行的长期财政刺激政策会导致公共债务大量积累，进而损害央行决心治理通胀的可信度，这种损害与货币供应量的一次性上涨这个备选策略所带来的损害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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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宣布了降低税率的这一调整后会刺激国民储蓄。这一说法也有荒谬的一面，因为对私人储蓄的影响（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该影响是正的）和对公共储蓄即预算盈余的影响（在全面减税的政策下该影响很有可能是负的）没有进行区分。尽管这种假设在经验上是合理的，但是尚不清楚这一机制是否能通过资本存量从供给方面提供有效的治理通胀的方法，因为要想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必须要求投资有很大幅度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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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学派理论家们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提出的政策组合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一般的减税会使劳动力的马歇尔供给增加。他们用了一套标准的理论进行论证，即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随着税后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工资所得税税率的下降会增加与税前工资相对应的劳动力供给。为了这一论证，他们附加的观点是，即使税后工资的永久性上涨不会增加（或者甚至是减少）劳动力供给量，暂时性的上涨也可能产生强烈的正向影响，因为收入（或财富）效应太小以至于无法超过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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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对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才是起重要作用的，它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各种价格来源。当税率下降时，诱使人们撤回或减少在地下或影子经济部门中的劳动力供给，而转向“地上”的合法的市场部门。因此，即使总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对减税带来的刺激做出反应，劳动力投入的重新配置也会产生预期的效果（降低度量的价格水平）。即使真实的价格水平会因为地下经济和地上经济之间相对价格扭曲的减少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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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我的理解阐述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之后，现在，我想大致从供给学派自身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评价。稍后，我会尝试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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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该学说的反应之一是，怀疑财政刺激政策对劳动力供给价格（名义的或实际的）的假设影响的定量的重要性。考虑我刚刚讨论的封闭经济版本的模型。如果一国希望阻止10%的通胀率5年以上，那么需要的减税规模是多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毕竟，在美国彻底的税收减免也不会使人均税后工资的增加超过20%。这一观察结果并不能为转而选择相反的政策组合提供依据。但是，如果准确的话，它确实意味着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并不像它的支持者们有时认为的那样能产生“灵丹妙药”的效果，能在既没有疼痛又不产生并发症的情况下治愈通货膨胀。如果所有的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来阻止通货膨胀，那么可能需要巨额的赤字。我可以想象，如果是在正确的地方进行“手术”般有针对性地减税而不是全面减税，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不过，立法机关似乎也不愿意减税，除非利益的受众是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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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看该论证在开放经济下的版本，这里强调财政刺激政策使货币升值。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人们认为财政刺激政策会导致货币贬值，因为这会增加人们对于政府为了平衡预算赤字而加速提高货币供应量的担忧。在一些国家，他们确实成功地依靠财政刺激政策暂时支撑住了估值过高的货币，但是他们的国际储备已经即将用尽，并且从海外流入的资本也迟早会衰竭。因此，供给学派政策组合作为一种反通货膨胀的手段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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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观察者声称，供给学派政策组合在应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唯一的问题是美国公共部门的整体结构性盈余在80年代后5年开始慢了下来。我也倾向于认为该政策组合为努力反通货膨胀的美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定量的问题。在成功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每单位“牺牲”[以“失业的年景”（unemployment years）进行衡量]中，有多少应该被归因于该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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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难把美元升值（这一在货币学派中引人注目的概念）全部都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联邦政府快速增长的财政赤字。大多数研究汇率的经济学专家认为，由于存在非稳定性投机，该投机行为推动了美元升值，使美元大大超出其“基本面”的价值。如果投机没有导致美元增值太多，那么此时的工资下滑将会比实际升值导致的工资下滑更为不显著地缓慢。总之，美国的预算赤字（作为一种使美元坚挺的方法）得到了来自投机者的强化，这种强化是政府一般不期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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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繁荣和财政刺激政策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财政刺激政策带来了美国的繁荣），还是假相关关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巧合而同时发生）。这10年中就业的大幅度提升和失业率的显著降低究竟有多少可以合理地归因于减税而不是其他原因？在1988年，如果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量盈余包括在内，结构性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大约3%的比例，这一比例基本上回到了正常水平，美元的实际升值则基本上被完全忽略了。然而，著名的扩张之争仍在继续。“妈妈快看，政府放手不管了！”也许这一事实是支持方真实力量的体现，这种真实力量可能是人口和其他因素，它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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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终生研究宏观模型，那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热爱供给学派。它带来了需要我们思考的新鲜想法和艰难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我仍然对该理论所依靠的途径的定量重要性有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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