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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0.3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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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最小化负外部性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常用的办法是协商（negotiation），彼此达成协议。人们同意负担与特定商品生产相关的成本，是因为其他需要这些商品的人会给出补偿，以使相关的承受变得值得。这就是为什么机场的行李搬运员不会抱怨飞机的噪声，或者汽车维修工不会抱怨机油蹭到了他们的衣服上。如果别人的狗乱跑乱叫还随地小便，可能会让城市里推崇法治的人暴跳如雷，但“宠物托儿所”之类地方的老板对此却毫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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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协商带来交易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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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自己去解决”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因为人们的品位、天分和其他条件有很大差异，他们通常能够协商交易相关的成本，从而让各方都受益。另外，让当事人之间自己解决，也促使这些对可能的解决方式最了解的人们相互协作。如果不要求人们进行协商，他们通常会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求大动干戈，从而对别人来说成本很高。例如，人们会要求设立禁止在餐馆吸烟的法律，而不是要求在餐馆里找个闻不到烟味的位子。他们对空气中的一点点烟草味道愤然指责，但却忽略他们自己开车到餐馆时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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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识到协商作为减少外部性问题的社会途径（social procedure），我们实际上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便可能会对其更加重视。讨厌城市噪声和尘土的人搬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居住，厌恶城郊文化的人在镇子里生活，而不喜欢封闭的乡村生活的人选择住在城里。耳背的人得到在飞机起降航线下面的便宜住宅。冲浪者和同伴们聚在一起，从而自动和那些讨厌躲避冲浪板的游泳者隔开。有午睡习惯的人花1.59美元买一盒耳塞，而后就听不到附近青少年“暴走族”拆掉消声器的摩托车噪声。不是每个人都完全满意，但是自愿交易确实减少了施加在那些局外人身上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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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明确的产权是协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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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非产权足够清晰，否则协商不可能有效。任何种类的自愿交换，只有在相关各方对“谁拥有什么”达成一致时，才能有效运作。在某些情况下，产权是否明晰，可能是达成让双方都满意协议的唯一挑战。例如，假设史密斯和布朗（第2章里酿制啤酒的家庭酿酒商）对两家房屋分界线上的一小块地产生了争议。两个人都想在争议地带种花，只不过史密斯想种百日菊，布朗倾心于矮牵牛，所以问题并不大。在“谁有权做什么”的问题解决之前，谁都不会种花，只能接受地里长满一堆杂草的次优选择。如果他们雇用了一名勘测员，证明史密斯实际上拥有这块争议地带，那么花儿终于可以盛开了。并不一定非种百日菊不可！一旦明确史密斯是这块地的所有者，有权决定在边界地带种什么样的花，布朗就可以购买这个权利。布朗对矮牵牛可能如此热衷，以至于向史密斯出价一年25美元购买在分界地带种植矮牵牛的权利。如果史密斯更喜欢收入25美元，看到矮牵牛胜过种自己喜欢的百日菊，那么这块地上盛开的就将是矮牵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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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0.4 通过裁定减少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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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边界勘测员，我们就引入了另一种减少外部性问题的社会途径：裁定（adjudication），即判定“谁拥有什么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初始权利界定，人们就无法通过交换权利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足够明晰的产权不是成功协商的充分条件，但看起来确实是其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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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裁定明确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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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环境变化的时候，曾经清楚且充分界定的产权也可能变得不清楚或者不确定。例如，考虑到复印机带给每个图书持有者的新方便，低成本复印技术的发展给版权持有者预期的实际图书销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环境变化让原本相容的产权变得不相容时，裁定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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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裁定”这个词来指称勘测员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即发现谁拥有什么权利。勘测员通过调查，而不是选择，回答所有权问题。如果史密斯和布朗同意通过掷硬币解决问题，那么他们依靠的办法不是发现产权，而是创造产权。发现产权和创造产权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发现或裁定的目标是维持预期的延续性。如果预期剧烈变化，供给和需求决策也会剧烈变化。接着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各种行动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从而带来供给和需求的更多变化。简而言之，如果没人知道该预期是什么，就没人知道要做些什么或者别人会做些什么，结果是一片混乱。稳定的“预期”同样是“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性我们还未能认识到，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社会在运行良好的时候是如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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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0.5 抱怨的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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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与商业航空公司航线相关的问题，来说明裁定（或者发现产权而非创造产权）在解决外部性争端时的重要性。试想，丽格莱塔·塞[1]（普罗菲塔·希克尔已经结婚的姐姐）拥有一栋房子，与一座大型机场相隔10英里，但正好位于一条主要的起降航线正下方。一天早上，当她被喷气式客机的噪声吵醒时，她认定自己应该得到赔偿。她认为机场或航空公司应该给予她赔偿，因为它们剥夺了她将自己的卧室作为休息和恢复精力之地的权利。她是外部性的受害者。因此她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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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理由得到赔偿吗？她有可能得到赔偿吗？假设丽格莱塔在机场计划建设前就购买了这栋房子，那么没人能说，她在买房子的时候知道机场的相关情况，也不能说她已经以较低的购买价格得到了赔偿。她应该被赔偿吗？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房主都有着同样正当的诉求。如果一个人获得赔偿，所有人就都应该获得赔偿。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获得赔偿，就会给机场和航空公司施加沉重的成本，最终这个成本会转嫁到航班的乘客身上，或是通过减少服务，或是通过提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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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上去这似乎很公平。更高的价格让航班乘客为他们旅行带来的副产品（噪声）支付相应的成本。但是现在，一个新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外部性遍布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解决所有的外部性吗？房主应该因为下列情况得到赔偿吗：车辆经过；邻居任蒲公英种子四处飘散；遛狗人和他们的宠物路过之后留下“礼物”；邻居孩子哭闹；电动割草机发出轰鸣；隔壁枝繁叶茂的栗树遮挡了视线；或者如果邻居因为遮挡了自己视线而砍倒了栗树，他们所失去的树荫？如果我们解决了房主的问题，我们可能必须开始为行人索取赔偿，他们当中很多人承受着与房主所受折磨同样的成本，并且也没有获得补偿。为了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最后我们可能还可以对极度乏味的人实施罚款，以补偿他们给别人带来的厌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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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做不到。有太多溢出成本了，太难确定适当的赔偿了。甚至应该由谁给谁补偿也常常不清楚。例如，反过来向那些大大咧咧的人征收罚款，以补偿那些乏味拘束的人自身的敏感受到的冒犯，不也同样正当吗？谁说只能由乏味的人补偿粗鲁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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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作者调侃的起名，原文为Regretta Sigh，分别与英文中“后悔”和“叹息”谐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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