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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4 政府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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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基本答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了弥补纯粹自愿协作固有的局限性，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而这些强制手段本身也拥有同样的局限性。其原因是强制自身依靠的就是自愿协作。说服总是先于强制，因为在政府中特定的人被说服行动之前，政府自身是不会行动的。政府不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政府就是人们的互动，他们关注其所了解的各种选择的期望成本和效益。在这一切之中令人尴尬难解的是，交易成本、正外部性和搭便车者带来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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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假设“政府按公共利益行事”。然而政府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吗？政府总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当人们从超市走到选举投票点时，他们会变得更正直吗？当人们放弃某个行业职位或学术职位，接受了一份政府的工作，他们的品质改变了吗？假设我们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大家在信息充分并且公正的情况下都想要的东西，政府可以从充分的信息和公正的视角出发行事吗？对于这样的可能性，经济学理论可以提出什么有用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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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决策之和构成了政府的行为，他们所关注的，是其真正可及的信息与切实面对的激励。对于这些信息和激励，经济学理论预言它们通常既有局限性，也有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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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5 信息和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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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普通选民。我们中间没人了解得足够多，从而可以在“充分信息”下进行投票。为了让你自己相信事情确实如此，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测验。假设你知道，对于某个候选人或某个职位，你的选票将决定选举的结果，有且只有你的选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投出这关键的一票之前，你会收集多少信息？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取决于这个职位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你肯定会比你作为5万或者5000万选民中的一员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取信息。大部分公民，包括聪明、博学、热心公益的公民，在选举日走进投票点的时候，只有大把的偏见、些许预感、一些经不起检验的信息和大片的茫然无知。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么做是理性的！如果我们的选票只是5万或5000万张选票中的一张，对于这种重要性，如果要我们了解得足够多以在信息充分之后再投票，几乎是一种过度的浪费。这并非简单的自私或缺乏为社会福利专注投入的问题，一个选民想要为大众利益做出个人贡献，他为社会公益志愿工作的每一小时、每一美元、每一卡路里，其回报都会超过他为投票收集足够信息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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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当信息不值得了解的时候，就出现了理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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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民主政治就无法运行了。”这种反对意见是某些人错误逻辑的又一个例证：因为如果搭便车现象不存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所以搭便车现象就不应该是客观存在。那些真正致力于民主政治的人对此有更好的理解，他们在普通选民信息不足或错误的时候，还能找到让民主制度继续运行的方法；并在选民显然不具备相关信息的时候，他们不会假装选民已经拥有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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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并没有因为普通选民的不完美而过分泄气。如果决策要实现公共利益，他们会依靠民选的代表，让他们去获取决策必须具备的信息。他们的信心有合理的现实基础：因为每个议员的选票都更可能影响投票结果，议员可以使用他们获得的信息对其他人施加重大影响，他们拥有人力和其他收集信息的资源，并且很多人热衷于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议员，还因为议员的选票受到监督而且议员必须为之辩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与普通公民相比，民选代表更可能获得关于票选对象的充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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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6 民选官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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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从现在开始每年支付2000美元，马上得到1000美元的收益，对不这么做一年内就会卸任的人来说，这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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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假设议员可以充分了解信息之后再行投票，我们能够认定他们是为公共利益投的票吗？当选的民意代表是不偏不倚的吗？换用一种方式提问，他们总会按照可及信息所告诉他们的那样投票而没有私心吗？经济学理论假设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行事。有时支持公共利益是符合议员的自身利益的，但如何达成这种利益的一致，是设计政治制度的主要议题；我们不能只是设想这种有利的一致，而不问我们的制度能否产生这种一致。因为在大多数民选官员之中，谋求连任是常见并且正当的利益，我们将集中分析这种特定的私人利益。连任的利益可以引导民选官员为公共利益投票并行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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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关注谋求连任如何限制民选官员做计划的跨度。民选官员不能承受太遥远的未来展望，其计划必须能在下一次选举之前见效，否则这些在位者就可能被提出更好承诺的人取代。我们在本书最后的部分将看到，对于短期的过度重视，让政府难以有效地应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其实对于政府的任何一种政策，情况都是如此。在下一次选举来临前，民选官员会尽可能地在这段时期内实现政策的收益，而严重低估其后可能带来的成本。因此，虽然他们拥有关于特定政策后果更好的知识，但谋求连任的利益使得他们难以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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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列举了一些原因，说明为什么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其中我们提到的两点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议员不会总是按照信息本身告诉他们的那样去做，即我们列举的原因中的最后两点：很多人热衷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议员；议员的选票受到监督而且议员必须为之辩护。问题在于，在给议员提供信息（或者说游说）以及让议员对其行为负责（或者说留名）这两点上，特殊利益集团会对此非常有兴趣，与政治过程相关的正外部性几乎使之成为必然。举例而言，联邦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拨款资助一些地方项目，没有这些拨款，这些项目就无法进行，这可以清晰地说明上述过程。这些项目原本不会进行，因为其积累的收益会小于其成本；那么对于这些未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项目，为什么联邦政府还要补贴并确保其完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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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大都会”[1]市对建设一条轻轨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目前该市还没有轻轨系统。市政府聘请了交通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人口统计学家、城市规划设计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评估建设该系统的成本以及为该市市区及郊区居民带来的收益，成本和收益均以美元计算。假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将所有成本和收益以合理的比率折现之后，建设的直接成本是所有未来收益（有形的和无形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的两倍。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件事可以继续下去，众多当地的利益集团希望能够建设轻轨。首先是建筑业的所有业内人士；其次是永远无法忘怀童年时期对火车热爱的那些市民；再次是所有本市的热心拥护者，他们希望“大都会”市能够发展得更像纽约和芝加哥，他们认为一个世界级城市需要有一条通勤铁路系统。“大都会”市的主要报纸也会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个宏大的项目，除了其对本地发展有诸多潜在的贡献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带来广告客户的增长。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当地的政府官员，不仅包括市一级和县一级政府的官员，也包括本地区在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都非常希望促成此项目，因此而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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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议员更关注那些自身对事情多加关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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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取悦当地选民，其政府官员们会到华盛顿做工作，寻求足以支付60%建设成本的联邦拨款来启动这个项目。为什么美国的纳税人应该为一个未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的项目支付60%的建设成本？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关注这件事！洛杉矶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纳税人多付了几美元，资助“大都会”区不起眼的小项目，这几美元甚至不足以激起他们的好奇。因此“大都会”区的议员会说服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的议员，为“大都会”市的轻轨系统投票，暗含的意思是，下次“大都会”区的议员也会支持洛杉矶的类似小项目。该轻轨系统为当地政府官员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将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在改选的时候也会得到建筑业、铁路爱好者、本市的热心拥护者和“大都会”各家日报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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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政府层级中，“自治市”（city）在“县”（county）之下，临近的几个市或郡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以其中某个著名城市命名的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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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7 集中的收益，分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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