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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与《麦克白》共通的可怕的崇高性，使《罪与罚》超越它给我们造成的沮丧，引领我们穿过彼得堡某个把梦魇般的幻景变成现实的糟糕夏天。我们放眼望去的每一道墙，都似乎是丑陋地泛着黄色，而作者在描绘现代都市的恐怖时，其张力则足以跟波德莱尔匹比或跟狄更斯最不亲切的时刻匹比。我们逐渐觉得，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如同在麦克白中邪的苏格兰，我们同样也可能会犯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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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罪与罚》这个问题迅速变成：是什么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变成杀人犯？他充满优良的品质；他的冲动在本质上是合乎人情的，事实上还是合乎人性的。我惊叹意大利著名现代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斯大林主义政治委员的前驱人物，只不过他们更多是以压迫别人而不是折磨自己闻名。拉斯科尔尼科夫像他那个恶魔般的拙劣模仿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样，是一个自我惩罚者，其受虐待狂是绝对与他宣称希望成为一个拿破仑的表白无法兼容的。在某种意义上，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潜在的拿破仑，尽管他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什么都是除了不是拿破仑。也许更深刻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那猛烈的良心谴责，这良心谴责先于他的犯罪。至于他是不是索尼雅的求苦意志的粗俗翻版，我是颇怀疑的。他也不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消极替身，后者恶毒的虐待狂是“去美国”（也即自杀）的掩饰。似乎不可能把拉斯科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开，后者因参与一个激进团体而在二十八岁时忍受八个月的单独监禁。他与他的伙伴被判处死刑，站在行刑队面前，直到最后一刻才获缓刑。接着是被送去西伯利亚当了四年苦役，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动派，一个君主主义者，以及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虔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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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尔尼科夫去了西伯利亚七年，对一个双重谋杀犯来说算是轻刑了，但他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法庭认为他至少是部分疯狂的，尤其是当他杀人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任何开放、普通的读者，能够以任何确定性，在“动机”这个词的任何普通意义上，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归因于任何动机。邪恶深植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如同深植于埃古和埃德蒙，但是邪恶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心灵中没有任何位置，这就使得他们的堕落变得更触目惊心。同样地，探究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原罪，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两人都饱受早发式或先知式的想象力之苦。他们中任何一个，一旦觉察到某种潜在行动可以促进自我，便会忙不迭地跃过那豁口，把犯罪行为当成已完成的来体验，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内疚。如此强大的想象力，以及如此内疚的意识，使得实际谋杀犯变成一个复制品或一种重复，一种割破现实的自我伤害，却只是为了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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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罪与罚》引人入胜，但是它却不能免除偏见，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的缺点。他是一个虔诚信徒，其猛烈的观点总是明摆在他的作品中。他对我们的图谋，是要我们像拉撒路复活那样，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中复活过来，然后让我们皈依东正教。像契诃夫和纳博科夫这样一些著名作家，都无法忍受他；对他们来说，他谈不上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刺耳的、想成为先知的人。我自己每次重读《罪与罚》，都觉得是一种煎熬，具有震慑人的力量，但也有点阴毒，几乎像一部由麦克白自己写的《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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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尔尼科夫使我们痛心，是因为我们不能摆脱他。索尼雅在我看来似乎是颇难以忍受的，但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力量创造一个清醒的圣人；在她面前我会畏缩。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之处是，他能够给我们两个像波尔菲里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样生动的配角。警官波尔菲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强大对立面；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则令人惊叹地传神，其吸引力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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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菲里是一个杰出的调查员，也是某种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相信通过行使理性，可以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我猜，任何读者，包括我本人，都更愿意与波里菲尔共进晚餐，而不是与危险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但我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更愿意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吃饭。在一场生动描写的伺机而动的游戏中，波尔菲里颇公开地把自己比喻成一根蜡烛，而把拉斯科尔尼科夫比喻成一只兜圈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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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逃跑会怎样？”拉斯科尔尼科夫问道，露出怪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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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逃跑。一个农民会逃跑，或一个现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别人的思想的走狗，因为你只需要把手指尖露给他看，他就会像一个盲从先生，从此一辈子相信你要他相信的任何东西。但你，你反正连自己的理论都不再相信了，你为什么要逃跑呢？你躲藏时干什么好呢？逃亡生活艰苦又讨厌，而你最需要的是有个确定的位置和存在，和一个合适的气氛，而你能有什么样的气氛呢？要是你逃跑，你会自己回来找我们。你不能没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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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库尔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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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愧是“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时刻。再没有比波尔菲里的“你不能没有我们”更妙的了，如同烛火跟蝴蝶说话。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甚至能够感到卓绝的契诃夫错了；低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危险的，即使你不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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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危险也更令人难忘的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他是也许可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莎士比亚之路的终点（再加上《群魔》中的斯塔罗金）。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一个如此强大和奇异的人物，以致我几乎要收回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见的断言。拉斯科尔尼科夫找维德里加依洛夫算账，后者一直在追求他的妹妹杜尼雅·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谈论那个始终拒绝她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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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确实讨厌我，虽然我有冥顽地阴暗和冷峻的一面，但她终于开始为我难过，为一个迷失的灵魂难过。而当一个姑娘的心开始怜悯一个男人，那她不用说已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她开始想“救”他，让他见到理性，使他振作起来，把高贵的目标摆在他面前，唤醒他，使他有了新生命和新活动——嗯，大家都知道在这类环境下可以梦想什么。我立即就明白，鸟儿已经自投罗网，而我开始为自己的机会做好准备。你似乎在皱眉头，罗季翁·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必这样；你知道，事情没什么结果。（见鬼，我喝了多少酒啊！）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想，你妹妹很可惜，不是生在我们公元的第二或第三世纪，成为某个地方某位执政亲王的女儿，或小亚细亚某个省长或总督的女儿。她肯定会成为那些殉道者之一，而当他们用炽烈的钳子烧她的双乳，她一定会微笑。她会刻意地使自己遭遇这样的事情。而要是在四世纪或五世纪，她会走进埃及沙漠，三十年中靠根茎、狂喜和幻想度日。她是那种渴望和焦急地要为某个人而受折磨的人，而如果她不能达到她的殉道，她会毫不犹豫地从窗口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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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在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杜尼雅·拉斯科尔尼科夫）企图杀他（这是他所渴望的，其强烈程度甚至盖过他对她的渴望）未遂之后，才“去美国”——吞枪自杀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自由，如同《群魔》中的斯塔罗金的自由，是绝对的，也是绝对地可怕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从未悔过，尽管在尾声中他终于撑不住，向圣徒似的索尼雅屈服。但是，逃离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凶猛的意识形态的，实际上还逃出这部小说的，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而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读者也许会想跟自己低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还活着”，尽管我们大概都不想把这句话涂写在隧道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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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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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亨利·詹姆斯所有小说中我最喜爱的，最初出版于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一九〇八年，詹姆斯对它进行大幅修改，收入纽约版的确定本《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和故事集》。詹姆斯初次描绘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画像时，是三十七岁，当他修改它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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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版本描绘的，几乎是两个伊莎贝尔·阿切尔，因此读者最好是小心选择一个版本，后一个版本更可取。没有任何长篇小说家具备詹姆斯那样广阔的意识，就连塞万提斯或奥斯汀或普鲁斯特也不具备。我们得回到莎士比亚那里，才能够找到埃米莉·狄金森所称的更大的展示，展示头脑比天空更辽阔。伊莎贝尔·阿切尔永远是一位意识的女主人公，而她在一九〇八年的修改版中所显现的，是一种可触摸的扩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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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一位女士的画像》？我们应为了很多目的而读它，以及为了获得丰饶的裨益，但培养个性意识无疑是深入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一个重大裨益。兴味和洞见是孤独读者的意识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最能够通过阅读来加强。社会信息，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在我看来似乎只是阅读的边际利益，而政治觉悟则是摊得更薄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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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詹姆斯修改《一位女士的画像》，他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近于认同又进一步增强。由于伊莎贝尔是詹姆斯最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因此她的身份认同就在于读者对她的看法中。在修改版中，我们受到詹姆斯更明显的引导，因此可以说，一八八一年版中的伊莎贝尔是一个比一九〇八年版中的伊莎贝尔更加丰富、更加像谜一般的人物。换句话说，随着詹姆斯对伊莎贝尔的看法改变，这位美国所有长篇小说家中技艺最精湛的小说家，对读者的信任似乎减少了，而对自己的信任则似乎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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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八一年版中，伊莎贝尔是她自己追求自主权的受害者。在一九〇八年版中，詹姆斯把她因判断错误引起的自主权的局部丧失，转化为她的意识的增加。她看得更清楚，其代价是明显失去她的大部分自由。如果采用我们现时流行的一个模式，则一位女权主义读者可能会更满意一八八一年版的伊莎贝尔，而不是一九〇八年版那个更詹姆斯式的人物，在后一个版本中她主要关注的是站在超越被欺骗的位置上。伊莎贝尔在前一个版本中尝试依靠自己，这尝试是勇敢又错误的，而在后一个版本中，则是强调自己更高的眼光。依靠自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至尊信条，而伊莎白贝·阿切尔则是爱默生的孩子之一，如同詹姆斯在某个内在层面上也一定意识到的。由于老亨利·詹姆斯〔10〕从未达到独立于爱默生，因此，他儿子对康科德圣人的一些评论尤值得小心谨慎地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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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点不太多也不太少地说，爱默生的著作总的来说根本不是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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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人具有如此稳定、持久，尤其是如此自然的视域，看到我们在志向和独立性方面所需要和所具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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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的天才的罕见性，对那些留心的民族来说，已使他成为文学中第一个也是真正罕见的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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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评论是荒谬地居高临下的，读读爱默生的《自然》，你可能就不会同意亨利·詹姆斯了。但第二段评论则是纯粹的伊莎贝尔·阿切尔：这正是她的视域。至于第三段评论，是不是詹姆斯的本意，我很怀疑；他更喜欢霍桑，后者是爱默生的不安的散步同伴。在霍桑的《红字》中，充满激情的赫斯特·普林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比伊莎贝尔·阿切尔更爱默生式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逃离激情，如同亨利·詹姆斯。爱默生爱着两个妻子，埃伦和利迪安，也许更激情地爱如此早逝的埃伦。伊莎贝尔压抑她的性欲本性，责任在詹姆斯而不在爱默生。爱默生不太读小说，他读《红字》但低估了它；而我猜他大概不会欣赏《一位女士的画像》。然而，他会在理想化的伊莎贝尔身上辨认出一个真正的孩子，而且会贬低那种导致她选择讨厌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做丈夫的唯美主义。奥斯蒙德是对爱默生和沃尔特·佩特的戏仿，后者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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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一位女士的画像》，有一点对你也许有用，就是要明白伊莎贝尔·阿切尔总是由叙述者亨利·詹姆斯和她的仰慕者们——拉尔夫·杜歇、沃伯顿勋爵和卡斯帕·戈德伍德（无可饶恕地肆无忌惮的名字！〔11〕）——做中间人介绍给你的。在伊莎贝尔作为一个莎士比亚意义上的戏剧性人物方面，詹姆斯可以给我们的少之又少。我们是凭信用接受她，既因为詹姆斯在研究她的意识时，其技术是如此精密和灵巧，也因为她对小说中每一个无论是男性或女性人物的影响是如此强烈，除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例外，就是她那个装腔作势的丈夫奥斯蒙德。对奥斯蒙德来说，她应仅仅是一幅肖像画或一尊雕塑；她灵魂的宽广冒犯了他的狭窄。相信每个读者都明白，小说最重要的谜团是为什么她竟会嫁给令人厌倦的奥斯蒙德，更有甚者，为什么她最终又回到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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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此多的读者，无论是男读者还是女读者，都爱上了伊莎贝尔·阿切尔？如果你是一个够热情的读者，又还很年轻，你的初恋情人就较有可能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伊莎贝尔·阿切尔被亨利·詹姆斯著名地称为“所有时代的女继承人”，她如此吸引我们大家，是因为她是所有这样一些不管是虚构或真实的年轻女子的原型，她们实际上都拥抱厄运，因为她们都寻求完全实现她们的潜能，同时又要保留一种拒绝自私的理想主义。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的多萝西娅·布鲁克有着勇敢的抱负，但是她那超越的热望并不具备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爱默生主义所添加的一个元素，就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努力要获得内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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