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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会发生县里每个杂种都来睁大眼睛盯着她的事情因为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他干的到底是哪一门差事呢。就让我和她在一座高山上我把石头滚下山撞他们的脸,捡起石头扔向他们砸他们的脸和牙齿把他们整个砸烂老天作证直到她得到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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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厄尔和达尔用同样的激情互相仇恨,而达尔与杜威·德尔之间有一种隐含的乱伦的敌意。与所有兄弟姐妹都温和相处的卡什,则简单、直接,以及英雄似的坚忍,并且像朱厄尔一样是一个充满未加思索、以体力行事的勇气的男人。但达尔是《我弥留之际》的核心和伟大之处,也显然是福克纳的替身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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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以看上去像是我们所称的精神分裂症告终,但他的怪异和他的视域力量不可简化为疯狂。他所有十九个内心独白都十分卓越,例如这里援引的第十七节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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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睡是不是而风雨都是曾经是所以木材不是。然而大车是,因为当大车是曾经是时,艾迪·本德伦就不会是了。而朱厄尔是,因此艾迪·本德伦也必须是。接着我必须是,否则我就不能空掉自己睡在一个陌生房间里。因为如果我还未空掉,我就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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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经常地我躺在雨下的陌生屋顶上,想着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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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自己的身份的达尔,具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虚无意识,而这反映了福克纳自己的虚无主义(再次,在他伟大的1929—1939时期)、福克纳的战时经验和福克纳在英国皇家空军受训但从未真正驾驶飞机起飞的经历。达尔也曾离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件事没有在他的意识中留下什么。达尔厌恶这趟把艾迪的尸体运回其出生地的马车苦旅,他差点就通过烧马房来破坏这次努力,但这反而引发了朱厄尔新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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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是一个知道者,如同福克纳不断强调的。他知道妹妹怀孕,知道朱厄尔不是安斯的儿子,知道母亲不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母亲,也知道人类的困境是某种早已有之的灾难。他还知道就连风景也是一种空虚,一种与早前的现实的脱离,例如在第三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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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矗立在那不间断的水面上——树林、甘蔗、藤蔓——无根,与土地隔断,幽灵般悬在一片由辽阔又被包围的孤寂构成的风景上,充满荒原和哀泣的流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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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是一位直觉的诗人和玄想家,危险地接近于一个边缘,在那边缘上他一定会掉下。他的心灵创伤是艾迪的冷漠和安斯的自私留在他身上的遗产;他注定要疏离。达尔无路可逃;他唯一的性欲望是对自己的妹妹的性欲望,他的家庭则是他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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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的最后独白(第五十七节)中,他也与自己如此脱离,以致他所有的、比以前都还要怪异的知觉,竟以第三人称观察他。两名护卫押送他乘火车前往州立精神病院,我们听到他最令人震撼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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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人坐在他身边,另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座位上,与火车前进的方向相反。其中一个必须坐在与火车前进相反的座位上是因为州政府的钱正面有一个背面,背面有一个正面,而他们是用州政府的乱伦的钱坐火车的。一个五分镍币一边是女人另一边是野牛;两个正面,没有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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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成两半的达尔,与自己交谈,然而依旧具有视域性洞察力:“州政府的乱伦的钱。”这段话令人想起埃古的粗俗幽默笑话,嘲笑同性恋是一头有个背面的野兽,然而在州政府的钱是乱伦这个看法上,有着更深刻的莎士比亚主义,接近《一报还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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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一定会觉得《我弥留之际》难懂:确实难懂,然而其难懂也是正当合理的。尖锐地意识到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的福克纳,惹恼了一些女性主义者,因为他着魔地隐约把死亡与女性性欲等同起来。达尔的正常神智已随着母亲死去,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失常反而使他兄弟姐妹无声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在《我弥留之际》中,自然本身是一个伤口。安德烈·纪德古怪地指出,福克纳的人物缺乏灵魂;纪德的意思是说,本德伦家族如同《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没有希望,无法相信他们的厄运有一天会解除。上帝绝不会与本德伦家族或康普生家族立约,也许是因为他们是从深渊里来的,所以必须回到深渊里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杜威·德尔如此绝望地呐喊说,她相信上帝。《我弥留之际》把人类的状况描写成灾难,核心家庭则是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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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韦斯特:《寂寞芳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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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纳里·奥康纳在精神上把《我弥留之际》与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联系起来,并说它们是她最喜爱的两部现代小说。她这个见解,确实也只有她才说得出:这两部末日景象小说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深度上有一种契合。如同《我弥留之际》,《寂寞芳心小姐》是一部悲剧性的闹剧,而不是讽刺作品。韦斯特是一位有着腐味的天才的戏仿家,他在《寂寞芳心小姐》中成就了他的杰作。《寂寞芳心小姐》是在韦斯特刚刚三十岁的时候出版的,如果不是韦斯特在三十七岁时死于撞车事故,它可能最终会被其作者超越。然而,这本书在其消极性方面是如此崇高,在其闹剧性的绝望方面是如此完美,我们实在不希望它不一样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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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初遇《寂寞芳心小姐》时,会被吓一跳,但它不是一本像《我弥留之际》那样困难的书。原名内森·韦斯坦的韦斯特,肯定是推出了《萨巴斯剧院》和《美国牧歌》的近期的菲利普·罗斯之前最重要的美国犹太作家。他有点像一个犹太反犹者,对犹太神秘传统(犹太教神秘哲学)既无兴趣也无了解,却反讽地变成犹太诺斯替教历史上一位重要文学人物。希望寻找深入了解《寂寞芳心小姐》之适当背景的读者,应读一读收录于格肖姆·朔勒姆〔8〕《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念》一书中的伟大随笔《以罪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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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在这本卓绝的短长篇小说中,冒着有两个无同情心的主人公的风险:在纽约《快邮报》写解忧专栏的“寂寞芳心小姐”和他的编辑伯劳〔9〕。书中没有给寂寞芳心小姐其他别的名字,他是一个在做人方面样样不足的潜在的基督;但伯劳这个名字却是再贴切不过的。伯劳是一种小型至中型的鸟,有瞩目的鈎形喙,以及有点龌龊的面罩〔10〕。伯劳的拉丁名Lanius,意为屠夫,而伯劳一般也称做屠夫鸟,因为它们的捕食方式是把昆虫钉在灌木丛荆棘上,然后吞食它们的猎物。这暗示钉上十字架,而伯劳这个人是某种美国撒旦,他折磨寂寞芳心小姐,而如果可以,他会把他钉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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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绝望的音调,一种野蛮性,在强烈的时候近乎歇斯底里。这种风格适合寂寞芳心小姐的本性和困境;他是一个堕落的美国亚当,一个潜在的惠特曼,宣布宇宙之爱但骨子里冰冷。伯劳也像寂寞芳心小姐一样,被宗教的歇斯底里所消耗,被一种由对上帝的乡愁,一种对基督的渴望散发出来的绝望所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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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在小说前面就让读者明白早在这本书开始之前,伯劳无穷尽的(以及雄辩的)把人钉在尖桩上的语言,已经摧毁了寂寞芳心小姐。寂寞芳心小姐在穿过一个小公园时,“走进一根灯柱的阴影里,那阴影落在小路上像一支矛。”韦斯特把他这本书视为一部“抒情小说”;几乎每一句都是必不可少的,其用词的经济令人惊叹。读者也许会像我一样,被寂寞芳心小姐的解忧专栏收到的某些信所缠扰,尤其是一名天生无鼻的十六岁少女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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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天坐着端详自己,以泪水洗脸。我面孔中间有一个大洞,就连我自己也被它吓坏了,因此我不能怪那些不想约我出去的男孩。我妈妈爱我,但当她看着我,她就呼天抢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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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做了什么,竟要交上这么可怕的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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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罢不禁失笑,却是心虚地,如同我们往往会对着充斥于韦斯特小说中的所有稀奇古怪的暴力不安地笑出声来。这些稀奇古怪的暴力将在小说的最后一个句子中实际上摧毁了寂寞芳心小姐。书中有十五个场面,每个都有小标题,都充斥着压抑或公然的暴力。就连对晚春的一番省思也引起暴力联想:“它已拿起七月的所有残酷,去虐待几撮从精疲力竭的脏土里冒出来的绿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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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劳和寂寞芳心小姐是颠倒的相似者,两人都代表韦斯特本人,韦斯特本人被伯劳的撒旦式智力和寂寞芳心小姐的无信仰能力所分割。后者是如此确信整个世界已死,以致“他怀疑用歇斯底里来使它复活,这代价是不是真的太高了”。伯劳的恶魔式伟大性在第八部分“寂寞芳心小姐陷入消沉”达到其消极的心灵顿悟,对读者可以选择的所有“出路”做了一番绝妙的戏仿。我们可以在伯劳那些有D.H.劳伦斯性活力论余音的野蛮讽刺中听到韦斯特本人的心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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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一行行玉米和土豆之间刺鼻的土壤里播种和哭泣,追逐你的母牛,而不是亲戚或同类。你的脚步变成跳醉舞的印第安人沉重的性欲脚步,你把种子踏进了阴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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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赫尔曼·梅尔维尔在《泰比》和《奥穆》中的早期原始主义的戏仿,在我看来似乎还要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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