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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到沙理玛，带来了一次喀耳刻式的变形记〔30〕，不过却是颠倒过来的变形记：奶娃痛苦而缓慢地达成他真正的内在形式。在这里，莫里森出色地戏仿福克纳的著名传奇故事《熊》，在那部小说中艾克·麦克斯林初步学会了打猎。奶娃经历了同样的成长仪式，差别在于这是一个黑人版：目睹一只被杀的狸猫的活心脏。莫里森的主人公经过这次转变，找回了他真实姓名所罗门，然后狂怒地跃向他与吉他的最后死亡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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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能够以如此丰富的社会现实主义来维持她的象征主义寓言，使得幻想似乎只是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版本，这是非常难得的。重新找回自己的所罗门拒绝继续做看不见的人，而是学会把自己交给空气，于是他也像他的祖先一样乘着空气飞走。使奶娃的神化具有说服力的，乃是莫里森纯然的活泼文笔和她对她所有各种传统的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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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在谈到《所罗门之歌》时，以她那融合各种意识形态的论战式热情坚称，她的读者必须问的，应是社群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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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为叙述者问社群所问的问题，读者和“声音”都站在人群中，在人群内，拥有特殊的亲密和接触，但不拥有比人群更多的特殊信息。使我们大家都处于同等地位的平均主义（读者、小说的人物、叙述者的声音）对我而言反映了飞行和悲悯的力量，以及反映了黑人宝贵、富于想象力却又是现实主义的目光，他们（不管怎样，曾一度）不把这目光所神话化的东西或人神话化。“歌”本身包含这种对传奇性人物所罗门的奇迹飞行的不动声色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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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显然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读《所罗门之歌》，但是孤独读者如果不问自己的问题而是社群的问题，又如何忠实于自己呢？你可以辩称（如果你愿意）应该为使自己社会化而读，可是应由谁来决定被神话化的东西或人是否应被神话化呢？莫里森似乎是要辩称，一个黑人的目光是可以同时神话化和不神话化的。在这种超越合理性的断言中，我听到一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回到我在本书开始的论点：为服务于任何意识形态而读，等于根本不读。幸运地，早期的莫里森仍未体现“时代的精神”，而《所罗门之歌》依然是如何读和为什么读这种求索的一剂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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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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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七部美国长篇小说，被我称为梅尔维尔派，因为《白鲸》是它们真正的起点。诚如D.H.劳伦斯指出的，《白鲸》是一部美国末世论小说，是一种展示美国民族及其命运的灾变式视域。福克纳、韦斯特、品钦、麦卡锡、艾里森和莫里森全都是梅尔维尔的孩子，尽管品钦回避梅尔维尔的遗产，莫里森则辩称《白鲸》中一个隐藏的部分，牵涉的不只是鲸鱼的白色，而且是把美国黑人排除在梅尔维尔的公开视域之外的那种精神失常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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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会问，读《我弥留之际》或《血色子午线》，事实上读所有这些后梅尔维尔的末世论小说，可获得什么乐趣和自我增强呢？当长篇小说变得如此困难，还加上它们视域的这种消极性，它们是否仍能说服我们相信我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实质性的力量？这个问题适用于现时最佳的美国小说，除了品钦和莫里森。菲利普·罗斯精彩的《萨巴斯剧院》和沉痛的《美国牧歌》，或唐·德利洛《黑社会》的崇高的混乱，它们的灾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教我们如何生活、应该做什么？末日景象小说对读者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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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性可起到净化的作用，尽管要付出虚无主义的高昂代价。在《白鲸》结束时，梅尔维尔只留给我们“大海的伟大裹尸布”和漂浮的以实玛利——“只是另一个孤儿”。我认为二十世纪美国作家没人达到比《我弥留之际》更高的美学成就，这是一部具有震撼性的原创性的作品，而“震撼性”正是用来形容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的最准确形容词。达尔·本德伦是福克纳的替身，也是敏感的读者必须认同的人物，但是达尔这位直觉天才，跟紧的那条向下降的道路不是把他引向智慧而是引向疯狂，成为无以复加地自私的父亲和全然没有爱的母亲的牺牲品。本德伦一家人为安葬母亲而作的远征，也许是英雄式的，但它变成一个密西西比末日景象，变成一场烈火和洪水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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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芳心小姐》是一部戏仿，它必定会被誉为伟大作品，然而其虚无主义腐味是自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以来举世无双的。《拍卖第四十九批》结束时，美国已所剩无几；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培养妄想狂，要么实行施虐狂无政府主义。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是白人伪善和黑人末世论的幸存者，他暗示他将重返普通生活，但我们最后看见他时他仍是一个“地下室人”。托妮·莫里森最有说服力的求索者奶娃·戴德以跟他的“敌人兄弟”、恐怖主义者吉他陷入一场死亡决斗告终。经历这些原应依然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的骇人消极现象，自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或扩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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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略过了末日景象中的末日景象——《血色子午线》，它那永不停息的暴力狂热准确地描绘我们的过去，频频地代表我们枪支狂热的现在，无疑也预言我们血腥的未来。美国二百年来一直都迷恋上帝和枪支，而且这两方面的迷恋都不大可能退减。我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格兰顿劫掠者的直系后裔：全副武装的雅利安人地方武装团队、闯入儿童中心和学校的枪击者、炸毁联邦政府大楼的袭击者。科马克·麦卡锡的切题性是绝对的；他是我们的屠杀和宗教狂热的悲剧史诗的荷马。霍尔登法官一如他承诺的，将永远不死，而此刻这位法官正在西方夜里的某处跳舞拉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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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功能并不是要叫我们高兴起来，或过早地安慰我们。但我要以一个断言来下结论，也即所有这些关于“我们时代的终结”的美国视域提供给我们的，要远远、远远多于它们那具有净化力量的消极性。重读最值得重读的东西，你将回忆起是什么增强你的精神。当我回想《白鲸》，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实玛利与魁魁格之间的兄弟般的爱，然后我再次回想亚哈的美国式普罗米修斯精神的英勇顽强。《白鲸》之后六部梅尔维尔式小说的最后效果，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模糊的，而在这些模糊中包含着对读者的自我的最佳奖赏。亚哈、艾迪·本德伦、伯劳、特里斯特罗的无名特工们、恶毒的霍尔登法官、规劝者／煞星拉斯、走私者和牧师赖因哈特和吉他，构成了一套梦魇般的全副盔甲，但对读者来说，这些人遮不住以实玛利、达尔·本德伦、寂寞芳心小姐、奥狄芭·马斯、小子、看不见的人和奶娃·戴德的求索（不管多么艰难）的光辉。他们之中有些幸存者：以实玛利、奥狄巴、看不见的人。为什么读？因为你会被伟大的视域所吸引：以实玛利的视域，唯独他逃脱来给我们讲故事；奥狄芭·马斯的视域，她把那个无家可归的老头搂在怀中轻摇；看不见的人的视域，他准备再次回到地面，像约拿从鲸腹中出来。他们全都在某些较高的频道上对你和为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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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可译为拜火教、袄教、波斯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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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译本把书名As I Lay Dying译为《我弥留之际》是准确的，因为艾迪尚有一段时间是在弥留之际，但福克纳凭记忆引述的这句荷马诗，似乎不是来自某译本或原文，而且一个句子里头尾重复，好像是一句译文修改后忘了删去被修改的部分似的。一般英译本，不管是较直译的或较意译的，都没有“当我躺着死去时”或“我弥留之际”，而只有“当我正往冥府里下降”。中译本也没有。由于阿伽门农已经死去了，而不是在弥留之际，故这里只能直译为“当我躺着死去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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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克吕泰墨斯特拉：阿伽门农之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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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瑞斯忒斯和伊莱克特拉分别为阿伽门农的儿子和女儿，伊莱克特拉怂恿弟弟为父亲报仇，杀死母亲和奸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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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艾迪的学生，下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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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族罗曼史：指一种后来受压抑的有意识的幻想，在幻想中儿童想象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而是养父母，或自己是母亲与人私通所生。一般来说，幻想中的父母都有贵族血统，或社会地位比亲生父亲较高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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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段是用直译，而且是生硬的直译，以显示达尔语言的特色。兹引用李文俊先生较全面兼顾的译文，以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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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睡眠是“不存在”，而雨和风则是“曾经是”，因此木材也是不存在。然而大车是存在的，因为一旦大车成了过去的事，艾迪·本德伦就会不存在了。既然朱厄尔存在，那么艾迪·本德伦也准是存在的。这么看来我也准是存在的，否则我也无法在一陌生的房间里排空自己准备入睡了。因为如果我还没有排空自己，那我就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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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次我在雨中躺在陌生的屋顶之下，想念着家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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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朔勒姆（1897—1982），犹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德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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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音译施里克。施咸荣先生中译本译做施拉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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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指眼线又宽又黑，如同蒙面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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