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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学者先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然后用他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学方法是用惯的了。实验的习惯也养成了。所以他们的余力便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在音韵学的方面，一面格林姆（Grimm）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今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费了几年的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廿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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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做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做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到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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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以从这里得一点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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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G.Anderson）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定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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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学问的青年人及早回头想想。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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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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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肯定治学方法很重要，但如果说“方法重于材料”，则失之片面。因材料不同，方法不同，成绩就不同；而同样的方法，用不同材料，成绩也不同。可见材料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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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西洋三百多年来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国三百年来的理学和朴学研究，都是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求证真理，前者成果体现在自然科学上，后者成果体现在理论文字上。前者由书本转向实物材料去求证，后者始终在文字材料中打转转。科学方法相同，材料不同，成果则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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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适认为，西洋科学研究重外界实物，我国文字和史学研究重理论文字，西洋行为更大胆而自由，更有创造性，在材料中不断创造材料，所以有大发现；我国则始终不离故纸堆，所以没有大发现。不仅不同材料产生不同成果，而且不同材料还会使研究方法发生改变。在搜求材料中不断创造出新材料，导致研究的方法相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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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认为，西洋研究以实验的态度，我国研究则以遵循的态度，所以，同样科学的方法，人家能创造科学文明，我们不过整理出几部古书。训诂校勘一下文字。前者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后者于人生和国家治乱何益？胡适对此深为感叹，甚至以这些成果为枉费精力的废物，有开历史倒车之嫌疑。时代在变化，而我国学者眈眈于理论和文字游戏，不免显得浅陋幼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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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适强调，即使是纸上的学问，也不能单靠纸上的材料研究。也需要实验的态度，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且，光有精密的科学方法不够，材料是第一位的——因为材料可以限死方法，也可以创新材料，帮助方法产生更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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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河南发现的一片龟甲，可以让古代的商朝历史建立在实物之上；新石器的发现，可以把中国史往前推几千年，可见实物材料的重要性。所以，胡适殷勤劝勉有志于学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你占有什么材料，而不是采用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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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170471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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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谈读书 四、既要读书致知，也要躬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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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为《格致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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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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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于193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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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西方科学文化和自己的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胡适自觉地以实用主义的怀疑和求证态度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最早从科学的角度诠释程颐、朱熹等理学家提出的“格致”说，并研究清朝的朴学家之治学方法。他发现，中国的程子、朱子等早就有科学意识，提出“格物”、“穷理”之说；中国的朴学研究也有实事求是的精密方法，但最终都没能形成实现“格物致知”，没有产生西方的科学文明。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中国士大夫不肯亲近实物，不肯动手动脚的清高又懒散的士大夫之风，所以他们的研究无法超载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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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科学角度的对照，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和梳理，从而在中西方的科学精神的研究上形成一家之言。他的这个研究，在当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对于推动国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引进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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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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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作“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许多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解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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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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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