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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性压迫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对孩子的压迫，例如灌输洗脑式教育，这种做法既是“反权威教育”[4]，也是“好教育”的基础。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压抑孩子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的真实需求。一旦孩子被视为我们达到某一目标的所有物，一旦我们强行控制了他，那他就无法再充满活力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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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切断孩子活力的根源，然后再试着以人工的方式去代替自然的功能，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例如，我们会压制孩子的好奇心（“有些问题不该问”），等到孩子以后缺乏自发的学习动力，我们又给他报辅导班来解决学习上的困难。瘾君子的行为也是类似的例子，客体关系早已内化在他们的心中。那些从小就不得不压抑自己强烈情感的人，经常会借助毒品或者酒精——至少是短时间内——来让自己重新产生强烈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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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避免无意识地压迫或者鄙视孩子，我们必须首先有意识地觉知到这些行为。只有对那些微妙的、难以看透的羞辱孩子的行为保持敏感，我们才能培养出对孩子的尊重，这也是孩子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需要的东西。要达到这种敏感有很多种方法，例如观察一些陌生的孩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或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共情。对于分析师来说，我们可以和病人一起回顾他的过去，并且相信，他的情感会向我们讲述一个无人知晓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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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个场景中还有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就是孩子必须面对两个强大的成年人，如同面对一堵墙。要保持所谓的“教育中的一致性”，就不能允许孩子当着父母中一方的面，抱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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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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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学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理论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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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权威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一类教育理念的通称，其理想是促进孩子的自主性，崇尚自由、权利、解放孩子的“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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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生家庭和解 心理分析所反映的鄙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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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中自体表达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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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只启发患者的认知层面或者是增强他的防御机制（在某些心理治疗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必然就会和每一个患者共同踏上一段新的发现之旅。发现的不是一座偏远的大陆，而是一座从没有存在过的大陆。在发现以及占据的过程中，它才开始存在。陪伴患者走过这段旅程，是一种迷人的经历，只要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用已知的概念去对这块大陆进行殖民。我们总是对未知怀有恐惧，倾向于绕过不理解的东西。患者通过体验自己的感觉和需要来逐步发现他真正的自体。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也需要接受和尊重患者的这些感受，即便分析师还没有真正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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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或者单独对话中，我有时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分析师应该如何对待由患者偶尔引起的愤怒？一个敏感的分析师当然能够感受到这种愤怒。问题是，为了不拒绝患者，他应该压制自己的愤怒吗？但是这样的话，患者还是能够感受到被压抑的愤怒，但是又不能明确理解，所以就会困惑。那么分析师应该说出自己的愤怒吗？这种行为会让患者觉得受伤，失去安全感。我发现，如果我不以建议的形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和同事的这种对话就会发展得更深、更私人。如果人们确立一个前提，即患者在分析师那里唤起的所有的感情，都是患者一种潜意识的尝试。患者潜意识中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分析师他的故事，但是同时又要隐藏它们，因为要保护自己免受新的无意识的操纵。知道这点之后，那个关于如何处理由患者引起的愤怒以及其他感情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我认为患者除了他目前采用的方法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告诉我他的故事。所以在我那里出现的所有感觉，包括愤怒在内，都是患者加密的语言，是具有极大的心理价值的。有的时候，它们可以帮助找到失落的钥匙，去打开处于黑暗中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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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文献当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人们怎么能确定反移情不是分析师的移情表达呢？如果分析师能够自由地与自己的童年进行情感连接，那他就能轻易区分反移情和自己孩童时的感觉（也就是自己的移情）。反移情的感觉就像一个闪光、一个信号，它显然是跟被分析者有关的。如果那些感觉十分强烈、痛苦、持续，那么它就和自体有关。反移情要么是患者从前的原始客体（无意识地拒绝成为分析师的患者）的信号，要么是患者把孩童时没有体会过的分裂的感觉，在治疗过程中派送给了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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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表现他们不知道的故事吗？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这发生在每个心理分析中。为了能把故事场景化并且理解它，患者需要将治疗变为他发展移情的场地。他需要一个人，这个人不依赖他，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允许他如他所是，但同时又随时开放自己，接受被赋予的任何角色，并且持续扮演这个角色，只要这对分析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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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分析对强迫症是极为重要的。关于强迫症的消极面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它一直将那忘却的创伤场景化，那可怕的倾向有时候隐含了一些惊悚的、自毁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死本能。但是强迫症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哑孩子的语言，是表达的唯一可能性。哑孩子想要被理解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移情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很有可能不是为真正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服务，但却是为了将其隐藏、模糊和否定，也就是说它是为虚假自体服务。因此我们有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工作来处理患者的强迫症，因为它是真自体的唯一的显现方式。它是移情的基础，也是患者整个互动域的场景化。而在文献中，这种互动却被称为伤害，有时不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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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很多分析中，刚开始的几周或者几个月，患者会产生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被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有的时候这也正确。但是患者的联想却经常明确地揭露愿望背后的自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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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那里即是说：“我想拥有一个人，我能完全占有他，利用他（母亲离开了我）。他不是一周给我四小时，而是一直在我身边。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我当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话，那我大概就是一个对别人更重要的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想把我曾经缺失的东西都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以自由发展，不需要否定自己。我想把这样的机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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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偏“客体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患者可以给自己实现愿望的时间。在心理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患者也可能有足够的收获，以至于有能力去赠送。但是如果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治疗初期就显得急不可待，呈现出一种焦灼，那么这就是自身需求的一种表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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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不同的方面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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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想要一个在场的母亲。（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好的共生关系，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创造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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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望生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孩子被当作患者真实自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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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意识中借助强迫症来表达自己的童年命运（孩子作为“兄弟姐妹-竞争”和“希望的放弃”）：兄弟姐妹的出生加剧了自体的丧失，而当自己的孩子出生时，病人（暂时）放弃实现自己的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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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复杂地想要孩子的愿望解释为“表演”，大多数时候没什么成果。因为这时候强迫症还非常严重。分析师被认作总是发号禁止的母亲，人们总是想要反抗她。但是强迫症这种自毁的方式是唯一的表达的可能性，因为患者还没有脱离投射的控制。因此分析师需要注意，患者是如何赋予一个新人生命的。看起来患者这样做是为了摧毁自己的机会，但是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去发现他早期的没有充分体验过的人生。现在他可以有意识地带着醒来的感觉去体验了。就像孩子用玩偶来展现他的家庭，患者潜意识中用他新出生的孩子来展开他自己命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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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强迫症的双重作用。患者感到：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的，因此他的自体出生了。这样的期望表现为想要生一个孩子的愿望，期望通过他人实现。患者不是变成曾经的婴儿，而是去照顾一个现实的、当下的婴儿。这个新生儿就代表了他自身儿童时期的自体。在某种程度上，患者认为这个婴儿就是自己，或者他逐渐发现自己竟然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不管怎样，患者就此跟这个婴儿一起，带着感情逐步发现被隔离的童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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