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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进行分析,强迫症也或多或少地活跃着。比如,伴侣身上总是带着原始客体的特征,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强迫倾向加强了。因为那种场景化将分析师裹挟进去,而分析师可以找到一个解答。这种借助额外移情对象的绕路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矛盾的感情来了,害怕丧失客体的恐惧就会大到无法承受。必须区分开“母亲作为环境”和“母亲作为客体”。患者最早的经验便是,对于客体的不满和失望不能展示给同一个客体,因为这可能导致爱母慈父把爱收回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患者承受住了那种风险,但是分析师往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陪伴者,使患者早已忘却关于原始客体的经历复苏,以类似实验的方式,在额外移情的对象身上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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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重拾感受的能力,原来长久受到压抑的旧需求和愿望被解放。但是它们还不能被无条件地满足,满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自我惩罚。或者它们在现实中压根就不能被满足,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迫切地想要孩子的愿望,或者说想要“当一位可被利用的母亲”的愿望,清楚地表达了后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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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分析中,患有自恋障碍的人也时常产生一些愿望,它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当下被满足,比如每个人想要自由表达自我的核心愿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如他所是地走出来,用真实的语言、姿态、行为表达自己。从婴儿的哭喊到艺术家的杰作,无不是表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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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小时候必须将真实的自体在他人、他自己面前隐藏起来。他在第一次走出来时,会感到极大的恐惧。但正是这些人迫切地感到,他们必须借助分析的力量打破那些陈旧限制。第一步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强迫症,患者不断重复童年景象,也就是说他不断重复体验羞耻带来的痛苦、暴露带来的疼痛,这是伴随着“自我表达”产生的。带着一种梦游似的确定,患者总是会准确找出那些像他的父母一样,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人(即便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患者就是强迫症似的试图让那些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要把不可能变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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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爱上了一位年长、聪明、情感细腻的男人。除了性爱,这位男士抗拒任何他不能从理性上理解的事情,包括精神分析在内。但恰恰是他收到了那位女士的长信,信中患者尝试向他解释,她目前通过精神分析有哪些收获。她成功地对他发出的疏离信号视而不见,而是做出双倍的努力,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又找了父亲的替代者,因此不能放弃自己终究能够被理解的一线希望。清醒的过程带来了让人痛苦的撕咬般的羞耻感,而且这种羞耻感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有一天,患者在精神分析期间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说道:“我真是太好笑了,就像对着墙说话,然后等它给我回应一样,真像个傻孩子。”我问:“如果您看到一个孩子只能对着墙诉说他的烦恼,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在,您会大笑吗?”跟随我的提问而来的,是绝望的抽泣。患者打开了通往她早期经历的入口,那里是无尽的孤独。哭泣也将她从强迫症那种痛苦的、毁灭性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第二天,患者带来了她在夜里写的第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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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她终于可以不再借助额外的移情对象,而是把我当作墙,对我倾诉。这位女士本来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但是有一段时间她的话语却很奇怪地颠三倒四、匆忙混乱,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她,也许就像她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情形一样。她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厌恶和自恋愤怒,还指责我冷漠,缺乏理解力。尽管我始终如一,但患者就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这时,她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能做美味的饭菜,关心他的咳嗽,满怀爱意地帮助他完成作业,但是某些情况下,却完全无法体会到他的隐藏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堵墙一样。在对我进行激烈的指责之后,患者的强迫症终于好转了。她以前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无法理解她的对象,或是自己构建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去体验那种毫无希望的依附感。这种折磨人的关系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患者能够不断重复童年时对父母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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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和强迫症中的鄙视的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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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个人情感的整体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恋平衡)取决于他母亲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他的需求和情感的感受方式,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情感和本能冲动的高价值在这里被确立。如果一个母亲不能履行镜映功能,不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感到高兴,而是十分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那么第一次选择就产生了:“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它们被区分开,而且这种区分被孩子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被进一步投射在孩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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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母亲心中都有一个“道具屋”,也许每个婴儿都会知道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母亲不需要的。比如,人们通常期待孩子能够尽快学会控制肢体,在意识层面来说是为了在社会中不发生冲撞;在无意识层面来说,其实是为了不动摇父母的反射机制,因为父母自己在童年期肯定害怕在社会中发生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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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母亲玛丽,无疑是一位感知细腻的女人,她在日记里描写了她的意志是如何在四年中被阻抗的。当黑塞四岁时,她为他的顽固烦恼不已,在与儿子的斗争中只有一半的情况能取得胜利。黑塞在15岁的时候,被送到斯特滕一个收治精神障碍者和癫痫病人的疗养院去,为了“能够彻底治好他的顽固症”。黑塞从斯特滕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让人震动的、充满愤怒的信:“如果我是一名虔信徒,而不是一个人类的话,那我也许有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但他只有在“好转”之后,才有希望出院,于是这个年轻人就“改善了自己”。在后来一首献给父母的诗中,否认和理想化被创作出来:他为用“自己的方式”让他的父母的生活如此艰辛而感到抱歉。因为没有满足父母的期望而产生的负罪感,这种让人压抑的感情很多人背负终生。从理智上看,满足父母自恋的需求当然不可能是孩子的任务,但是感情要比理智更强大。没有哪种论述能够对抗这种负罪感,因为它的源头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强度和顽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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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自恋伤口便是,人们没有如自己所是地被爱。而没有哀悼的话,这个伤口也不可能痊愈。它要么(或多或少地)被抵御(比如像自大症和抑郁症那样),要么就在强迫重复中不断地撕开伤口。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强迫症和变态症那里遇到。被母亲(或者父亲)所鄙视的行为被投射到心中。孩子一些自然的反应,比如自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身体、口欲、尿床、排粪、触碰玩耍自己的排泄物、产生好奇心、在失望和被拒绝时产生愤怒,所有这些都会在母亲那里引发震惊、陌生、厌烦、恶心、愤怒、恐惧和慌乱。这些经历在后来都被与母亲那震惊的眼神绑定在一起,这些可以很清楚地通过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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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分析师讲述他目前为止私下里进行的性满足或者自慰满足时,病人能够承受住伴随的痛苦。他当然也可以毫无感情地讲述,只是纯粹地给出信息,就好像在谈论陌生人一样。但是这样的讲述不能帮助他穿过孤独,也不能带领他通向童年现实。只有当他被要求,在分析中不要压抑羞耻感和害怕,而是让这些感觉进来,体验它们,他才觉知到童年发生的事情。那些举动虽然无害,但他感到自己是坏的、脏的或者是被摧毁的。他自己也感到惊奇,那些被驱逐的羞耻感竟然能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一席之地,即便他后来对性的态度是宽容的、进步的。这样的经历告诉患者,他通过分裂自己来适应别人并不是一种懦弱,而是当时唯一的逃脱毁灭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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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能够苛求母亲吗?因为她也为自己是母亲的乖乖女而自豪,六个月就不再尿床,一年就干干净净,三岁就是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了,等等。母亲在自己的婴儿那里看到了她从未生活过的、被分离出去的自体,她害怕自体突然有了意识,同时她也看到了不受拘束的弟弟妹妹,她曾经那么早就照顾他们,现在她在自己的孩子这里感到了嫉妒,也许还有嫉恨。她不能带着更好的认识教育孩子,她别无他法。孩子逐渐长大,不能放弃他的真实,但只能以某种方式,也许以一种完全隐藏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人就这样完全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发展出虚假自体,真实自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变态和强迫症表现出来,在痛苦中挣扎生存。种种生存的条件跟当年孩子在震惊的母亲那里生存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些条件在此期间被投射在心里。变态行为和强迫行为表现的总是同一种创伤:只有震惊的母亲在场时,欲望的满足才得以可能实现。就是说只有在自我鄙视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潮(比如恋物癖),只有在(看起来)荒谬、陌生(让人恐惧)的强迫症想象中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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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带领我们进入无意识的母子关系的隐藏悲剧,除了对变态和强迫症进行分析,共同感受强迫症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倾听它通过悲剧表演传达的无声无意识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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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关键的是,分析师虽然可以为了患者的需要扮演欲望的敌人,去歧视和鄙视,但他自己决不能真是这样。这点看起来很自然而然,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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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在分析师那里无意识地发生完全相反的状况,即便分析师的原意是好的。有可能分析师完全没办法扮演一种那么充满敌意的角色,而是表现出了他的宽容,为了促使患者能够没有恐惧地讲述例如手淫的经历。这样他就使患者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他去体验曾经跟母亲有过的经历。但在事实层面上,分析师其实同时重复了母亲对孩子欲望的拒绝,因为他没有让孩子般的恐惧和困惑以它最开始的质地涌入进来,而是与他的病人在成人的层面上对此进行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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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分析师强调患者对他来说当然一直都是成人,而不再是孩子,就好像“是孩子”是一种让人羞愧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后来失落的丰富宝藏时,已经构成了对孩子的歧视和贬低。人们有时也会听到关于生病的相似的论调,即分析师想要尽力将患者看作是健康的,并且让他们对“危险的倒退”保持警惕,就好像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不是真实自体的唯一表达似的。来拜访的人在整个人生当中追求尽可能地像成人、健康(正常),当他们发现并放弃自己身上由社会带来的对孩子的歧视、对“正常”的倾慕之后,他们感到了一种内心的极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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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深受自己的变态行为之苦的人,随身携带的是母亲的拒绝,他到处找地方想把它挂起来,就是说想让拒绝的母亲外显。因此他不得不做被周围环境、社会所禁止和鄙视的事情。如果说社会突然赞美起他的变态行为(就像在某些圈子内发生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由。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对于这种或那种恋物癖的允许,而是一对震惊的眼睛。如果他决定去分析师那里,那他在分析师那里寻找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他会通过一切手段挑逗分析师,让他厌烦、震惊、作呕。这样的挑逗当然是移情的一部分,人们也可以通过反移情感知到,生命的初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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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析师能够看透这种挑逗的意义以及强迫性,那么腐朽的大厦就会倒塌,为真正的、深刻的、坦露的悲伤腾出位置。当自恋伤口被感知之时,所有的扭曲行为突然之间不再必要。如果我们试图让病人弄清楚他所有的欲望冲突,而他自幼年起便被培训不去感知他的欲望冲突时,显然我们是注定失败的。本能欲望和欲望冲突如何在感情闭塞的情况下被体验到呢?口欲没有欲,肛欲期没有倔强和嫉妒的感觉,俄狄浦斯情结不带愤怒、被遗弃、嫉妒、孤独、爱这些感情的话,它们本身还意味着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患者开始真正地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真正的本能欲望时,虚假的欲望行为是如何轻易瓦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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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明星》周刊[1]在1978年6月8日关于圣保利的一篇报道中摘引如下的句子:“你做了个充满诱惑的荒谬的男人梦,梦见自己像婴儿一样被女人爱抚,但又好像帕夏一样高高在上地控制着她们。”这样的男人梦不仅不是荒谬的,而且还出自最真实、最具合理性的婴儿的需求。如果大多数的婴儿像帕夏一样,能够拥有母亲,被她爱抚,而不必过早地照顾母亲的需要,那我们的世界肯定看起来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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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作者问常来的客人,这些地方带给他们最大的乐趣是什么,然后将答案总结为如下的话语:“这里的女孩按价售卖自己的身体,她们不像女朋友,她们不需要什么爱情的誓言。当乐趣消失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责任感、灵魂的闹剧、良心的撕咬。‘付钱,然后你就自由了。’甚至(正是)这种让人感到羞辱的相遇,对嫖娼者来说也是(正是)如此,才更为刺激——但人们很少愿意去谈论此事。”(下划线强调是由爱丽丝·米勒做出)。贬低、自我鄙视和自我疏离反映的是内心中原始客体的鄙视,强迫重复症会迫使最初的悲剧的性欲条件不断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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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展示出,被投射的无意识的鄙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这点的认识也适用于治疗其他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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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通过宣言或者禁令来废除无意识的东西。人们能做的只有对此保持敏感,主动去认知,有意识地去体验,去把握它。一个母亲尽管怀有尊重孩子的美好愿望,但是如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用讽刺的评论让孩子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事与愿违。她的话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如果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那些感情,而是用讽刺来抵御它们的话,那她就感觉不到,孩子在她身边时是如何感到被贬低、被鄙视、被剥夺价值感的。相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们虽然不使用例如“坏的”“脏的”“邪恶的”“自私的”“败坏的”这类词,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会谈到“自恋的”“暴露狂”“摧毁的”“退化的”病人,而且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无意识当中)赋予这些词贬义。也许在抽象的词汇中,在客观化的姿态中,甚至在理论的构建中,都能找到一些和鄙视的母亲们共通的东西,也是三岁的乖乖女内心当中产生的东西。如果病人的鄙视态度误导了心理分析师,让他觉得可以借助理论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病人的真实自体是不会来拜访我们的军事战壕的。他们会像面对震惊的母亲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将自己在我们面前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在被分析者的鄙视后面感受到了被鄙视的孩子的发展历史,那么分析师就很容易不再感到被攻击,也不再需要躲在理论的后面修自己的防御战壕。理论知识只有在放弃防御功能,不再像严厉的充满控制欲的父母的后继者那样,试图让分析师乖乖就范限制他们,而是像温尼科特的“随意放置的泰迪熊”一样,分析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抓起的时候,它们才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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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赫尔曼·黑塞童年世界中的“堕落”作为“邪恶”的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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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难描述一个人是怎样应对他童年遭受的鄙视的,尤其是针对他感官享受与生活乐趣的鄙视。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不同的元心理模型来展现内心的活力、占有的推移、结构的改变、不同的防御机制,尤其是情感防御。但是我们没法借此传递一种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情感氛围,也就是说,读者无法产生共鸣和同情。如果只有纯理论的描述,我们就成了旁观者,我们可以谈论“他人”,给他们分类、贴标签、重命名,以一种只有我们理解的语言讨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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