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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晚清一位女性的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出信佛还使得妇女在生死之间能超然处之。陈夫人身为某家之冢妇，不仅要伺候婆婆，还要担当族里的事务。“内仁族党，外周姻故，日殚心于所事，而勤有余，若不知其身之贵也。”陈夫人还严于课子，常言：“尔父在公，无暇私忧其子，此吾事矣。”夫人晚年喜佛，戒食荤酒。病重时，“神志湛然，无他言，惟连言‘且欲归去’而已”154。时人感叹道：“岂其生固有自来耶？”因陈夫人信佛，她对生与死的态度则很超脱，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其后人则以为，“吾母幸得地以葬。勤事于工，周一年而墓碑未立，将使吾母之德暗而不彰，无以昭示后人之人”。“受命吾父，以先生之文能信而有传也，敢以请。”155陈夫人以佛家的观念以超然回归，而其后人仍以彰显母德、传之于世的观念去纪念这位老妇人。由此可见士大夫与信教妇女的二重天地。值得庆幸的是，这篇墓志铭较为完整地记录了陈夫人晚年信佛之事，否则后来研究者将无从体会陈夫人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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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人对佛教、道教之出家女弟子的态度颇耐人寻味。自唐宋文人笔记始就大量记载妓女悟道出家的美谈，明清两代亦然。在文人眼中，妓女、女尼、女冠同属家庭以外的女性角色，她们都不受女性家庭角色的限制，无所谓“三从”“事亲”的责任或义务，超越了世俗人伦规范。女尼、女冠越规僭礼的行为及其特有的宗教魅力，对女子的家庭角色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文献记载中可知，许多女子因宗教事由走出家庭，入寺烧香看戏，生出种种事端。156从官吏竭力禁止妇女入寺的情节，可见当时妇女对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另据潮州地方官蓝鼎元的记载，粤东地区妇女颇迷信地方神灵，一年中有近半年的时间赶庙会拜土神。每逢庙会时节，蓝氏的县衙前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妇女，像开了锅的热水扰得他无法正常办公。157小说《醒世姻缘传》中也记述了山东泰山附近的妇女赶庙会的盛况。每逢农历四月十八碧霞元君的生辰，山东二十余府的人们都被惊动。来自四面八方的衣物饰品也都在庙会上交易起来。妇女们纷纷赶来挑选她们喜欢的东西。小说中还特别描述了女冠是如何几次三番地登门劝说妇女走出家门去泰山朝圣。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宗教活动必然会影响其家庭职责。因此，文人反对妇女接触家庭以外的女子，如女尼、女冠等，主张她们在家中自修佛经或其他宗教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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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笔者分别从家庭角色和家庭以外的角色讨论了明清男文人笔下的女子教育观念。他们对女子在家庭中为母、为妻、为女的角色期待及行为评价，显然与女教书中的教导不同。他们笔下的妇女在持家、教子等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而不是从属的位置。妇女持家，不仅执掌家庭内部的生活、开支，而且亲自经营家族，甚至外地的田产；妇女教子，不仅是日常起居的关心，而且包括学业指导，交友、为官的人生教诲，以母道担起父道、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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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墓志铭，因而，所讨论的妇女主要集中在中上层文人家庭中。这些妇女从小所受教育及成年以后的行为，都反映了中上层文人的女子教育观念。至于女尼、女冠，历来属三姑六婆之列，她们对女教的负面影响常见于文人笔记小说中。鉴于材料有限且情况复杂，笔者在这里只做了初步尝试。将女尼、女冠定位在家庭以外的角色，从而切入士大夫观念中的“尼冠影响女教”之固垒，将会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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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女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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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箴管与彤管并陈”：明清妇女著作中的责任意识与“不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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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章所揭，唐宋以降的女教书与士大夫在传记墓表中流露出的对妇女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分别在社会宣教层面和舆论层面塑造了社会和家庭需求的妇女角色。古代科举社会对妇女的母教角色日渐重视，官绅家庭的女教把声韵之学和箴规之教并重，寄望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在这一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氛围下，宋代官绅家族妇女拓展了文化知识面，提高了思想修养。继之而起的明清知识妇女则在女性意识觉醒上，无论从程度抑或范围的角度衡量，都超越了宋代。明清闺秀作家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识明显地游移于女教规范与文学启蒙之间。由此，本章将着眼于明清女作家群体，探讨她们在女教双重观念，即声韵之学和箴规之教之间的游移、矛盾心态，以及她们以写作和结集延续生命的“不朽”观。本章让女作家“反客为主”，从被训导和被评价的对象，转向自我表述内心感想的主体。所谓自我表述，主要来源于明清女性的诗、词、文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在材料搜集上，以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明清妇女的著述为主要线索，辅以其他相关文集材料，其中以胡文楷的夫人王秀琴搜集的妇女书信及诗文集序跋最为得力。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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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国古代妇女的理想人格，本章将主要讨论女作家的家庭责任题材和政治题材的作品。159以下从女作家的创作主题切入，考察其咏史、寄外、教子主题创作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识与角色认同。此外，专门分析妇女诗文集的序跋对待结集出版和写作的矛盾心态，从中发掘明清社会文化、家庭教育与知识妇女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一互动关系对晚清女权思潮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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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咏史：彤管言志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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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女作家咏史的创作主题。他们把女作家的这类创作称为“豪气郁勃”或“闺词雄音”，认为这是女作家风格男性化的体现。161有论者指出，女词人指点江山、咏史论政的作品，一反闺词以儿女情事为核心内容的阴性传统。论者所谓“闺词”的定位是不错的，它反映了作者的性别身份，但所谓“雄音”“阴性传统”的提法则值得商榷。换言之，论者认为“闺词”应该具有特定的“阴性”风格，咏史论政不是闺秀作家的创作领域。这里，我将不冠以所谓“阳性”“阴性”传统，只期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感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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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检索女作家咏史怀古关注的是哪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经过一番爬梳后，笔者发现女作家关注的历史人物较为集中在虞姬、王昭君、孙夫人、梁夫人等巾帼英雄身上。162尽管关注对象较为一致，但女作家对同一历史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不尽相同。如闽籍女诗人黄幼藻在《题明妃出塞图》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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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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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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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幼藻身为苏州别驾之女，自幼就师从学问渊深的方泰。她十三四岁时就已经通晓经史著作，工于声律。164黄幼藻在这首诗中借着出塞图，想象王昭君置身塞外狂沙中的感触。在漫天黄沙中，昭君迷失了家国的方向，她觉得堂堂的大汉朝廷倒不如巫山乡间那般亲和、安全。昭君塞外和亲的伤感和悔恨在黄幼藻的笔下倾散而出。然而，比照徐媛（1560-1620）的《明妃三首》之一则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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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无春边草枯，玉关音信向来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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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将花貌平戎虏，不用中朝金仆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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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明代女诗人，所咏的又是同一位历史人物，而两首诗的思想境界却相去甚远。徐媛也写了塞外的枯草与孤独，但更侧重于昭君“自将花貌平戎虏”，赋予了她为平息边塞干戈之苦主动请缨的使命感。她的这一思想在《重吊孙夫人》一诗中也有所表露。周瑜定下美人计，拿孙权的妹妹作诱饵招亲刘备。相比王昭君的“自将花貌平戎虏”的主动请命，徐媛替孙夫人被动地充当牺牲品的命运感到惋惜。她甚而责备孙夫人：“神襟雄擅诸兄风，何期误随周郎策……忍教双臂红丝牵，弃作竿头钓绠掷。”165由此可见，徐媛在咏史诗中，注意到妇女在家国兴亡、政治纷争中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与作为附属牺牲品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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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媛是苏州才女，明太仆徐时泰的长女。她少年时就有“谢娥后身”的诗名，婚后变卖了妆奁助丈夫读书。她的丈夫于万历年间任副使之职，先后供职于南京、云贵一带，徐媛亦随赴任所，见闻益广。她多年随夫宦游的经历拓展了其人生视野，也加强了她对家国社稷和江山人物的感性认知。徐媛在诗中抒发的“自将花貌平戎虏”的感想，可谓将她自身的阅历和抱负移情至昭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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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媛相近，沈善宝（1808-1862）在咏擂鼓战金兵的梁夫人时，也表达了她对家国山水的深情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她在《满江红·渡扬子江感成》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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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肘后难悬苏季印，囊中有剩江淹笔。算古来，巾帼几英雄，愁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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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北固，秋烟碧。指浮玉，秋阳出。把篷窗倚遍，唾壶敲缺。游子征衫搀泪雨，高堂短鬓飞霜雪。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生磨折。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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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宝慨叹自己空有江淹之才，却难得苏季之印，她渴望像抗金女英雄梁夫人那样，以身报国成就一番事业。沈善宝借词中“算古来，巾帼几英雄”与“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的对仗，表达了她对巾帼英雄人格魅力的景仰，以及渴望追随其后的角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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