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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女作家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感想后，不妨再对照男诗人的作品来考察不同性别的作者对同一历史人物的感想。宋代女诗人李清照（1084-约1155）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已成为感时讽政的名篇。现以同一桩史实中的虞姬为例。著名男诗人王士禛（1634-1711）在《虞美人》词中有“感王意气为王死，名字留青史”之句，赞扬了虞姬的忠贞。再比较武进（今江苏常州市）女诗人吴永和的《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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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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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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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的词以项羽为中心，虞姬只不过是个殉节的烈女子。而女诗人吴永和的诗则将虞姬与项羽并重，她眼中的虞姬之死与项羽之死同样悲壮，她不禁替司马迁扼腕叹息：为什么只写英雄不记美人呢？太史公的慧眼也有走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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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咏虞姬，不同性别的作者感想却“曲同工异”。168男诗人王士禛以英雄为叙述中心，美人只是英雄的陪衬；女诗人吴永和则不仅注意到美人被史家无情地边缘化了，还试着用手中的彤管来还原美人的历史位置。吴永和的这一创作意图反映了她对虞姬这一历史人物的钦佩，并借以阐发她对妇女历史地位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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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朱德蓉（1662-1722）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进逼杭州，她的公公祁彪佳169（1602-1645）遂忧愤绝食以死殉国。朱德蓉的丈夫祁班孙因坚决抵抗清兵被流放到宁古塔。170此情此景下，朱德蓉在咏虞姬时作了如下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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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罢伤心泪几行，江山旋逐楚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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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心甘向秋霜剑，不欲含情学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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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蓉笔下“不欲含情学汉装”的赞叹，显然把虞姬之贞烈不仅系于项羽个人身上，而且将她的死上升至楚汉之争中不屈服于征服者的更高境界。朱德蓉的这一层感想与她个人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她把自身的体验移情至虞姬身上。可见，她是借咏史抒发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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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蓉一改男文人将虞姬定位为殉夫楷模的调子，赋予了她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的气节。这与前引几位女诗人一反历代吟咏王昭君的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历代男诗人多热衷于昭君“怨”的主题，171一些明清女诗人不仅赋予昭君“主动请缨”的使命感，甚至认为昭君离开汉廷是极大的“幸运”。如，明大理卿方大镇（1560-1630）的侄女方婉仪在《次韵题明妃图》中认为，与其“老守宫门到白头”，不如出塞和亲换得“芳名史册著千秋”172——由此反映出方婉仪渴望超越平庸和追求流芳百世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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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检索女作家在述怀言志时，自比于哪些历史人物。女作家的述怀作品中不乏班昭、谢道韫、花木兰、黄崇嘏之影。清代女诗人王筠，字松坪，陕西长安人。乾隆进士王元常女，幼嗜书，“以身列巾帼为恨”，著有《繁华梦》《槐庆堂集》等173。她在《繁华梦》卷首自题《鹧鸪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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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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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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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筠颇为羡慕班超、李白的才情志向，但她在作品中表现的角色认同还是花木兰、黄崇嘏这些女中豪杰。然而，这些故事又与现实生活相隔太远，令王筠有生不逢时之憾。这在女诗人吴筠175（1781-1808）的《述怀》中表达得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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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参经疑，扶风高弟摇手訾。各家健儿竖赤帜，何人肯拜曹家师？我欲修国史，绮阁不封女学士。兰台表志妹补之，刊书未曾列名氏。我欲从军征鸱张，立功异域驱天狼，木兰荀灌相颉颃。昨闻军中下严令，妇人在营气勿扬……谢女絮，苏姬图，古今传者能有几？纵传何足当有无！苍天使我不丈夫，娟然面目何为乎？持铁如意击唾壶，今生已矣来生殊。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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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筠在诗中用了班昭、花木兰、荀灌、谢道韫和苏蕙等女中英杰表达了她渴望以著作学识或军旅功勋流芳千古的志向，但现实经历中社会性别角色的不平遭遇让她觉得“今生已矣来生殊”。她们羡慕女中英杰的际遇，也抱怨其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性别制度让她们难伸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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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筠”的作品中，笔者发现她们的巾帼之恨与其壮志难酬紧密关联。她们不是恨自己身为女子无才无能，而是抱怨满腹的才华却无处施展。本章对此的分析着眼于女作家历史使命感的来源，而不在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如何尘封了女作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幸运的是，妇女才华背后隐含着的社会上的女教观念和妇女自身的教育观念借着她们手中的彤管流传下来，让后人有案可稽。我们清楚地看到女作家在咏史怀古中汲取了历史精华。从虞姬之死、昭君出塞、兰台续表，到木兰充军、梁夫人擂鼓战金兵，一位位女中豪杰像一面面旗帜召唤着明清妇女。古代女杰成为她们渴望超越平庸和追求理想的力量源泉。在怀古创作中，明清女作家用自身经历去揣摩历史人物，深受其人格魅力之感染，从而砥砺意志，渴望像名留青史的前贤那样作出一番报国济民的壮举，不甘于虚度此生。正是诗史教育赋予了妇女以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一精神又在咏史怀古创作中绵延相传，成为清末中国女权思潮发起的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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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外：彤管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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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寄外主题，即丈夫外出，妻子以诗代信送去问候。明清时期视男子外出做官、赶考或游幕访学为常事。一位清代闽籍妇女以“万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夕五离家”刻画了这种情景。女作家的寄外诗词在思念之外，更多的是劝慰丈夫和承诺家庭责任。清代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女诗人顾英，喜读书，尤熟史事177。她的丈夫张之顼赴任常山知县，她曾作《初夏送夫子北上》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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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勉加餐，努力拾青紫。上慰高堂亲，下酬贤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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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行既雅醇，君才复俊美。但保金石心，豪门勿投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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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易凋残，松柏岂朝萎。行矣勿悲嗟，风云自此始。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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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英在诗中细心叮嘱丈夫在生活和仕途上的注意事项，并鼓励他大展宏图。字里行间流露出顾英以丈夫的才华、德行和仕途为荣的自豪感。她还以“行矣勿悲嗟”一扫离愁别绪，为丈夫壮行。清代江南休宁（今安徽休宁）女诗人范叔钟在《送夫子之鸠江》中也以“忍泪临风饯一卮”179，表白自己掩饰心中离愁，为丈夫送行。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期待是功名利禄、修齐治平，作为留守妻子的女作家在寄外作品中掩饰着离愁别绪，借手中彤管向丈夫送上壮行的箴言，以矛盾的心情表达了对这一角色期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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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孤立地看一两首诗很难把握这些彤管箴言背后所隐藏的女作家对家庭留守角色的矛盾心理。本章以清代女诗人席佩兰（1760-？）和朱柔则（1662-1722）的一组诗为例，分析女诗人的留守心理。席佩兰，字韵芬，洞庭山（今江苏吴县西南）人，袁枚女弟子。她的丈夫孙原湘是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正始集》载：诗人夫妇“共案而读，互相师友”，有“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的伉俪之笃。180席佩兰在《送外入都》中也遵照惯例写下类似的劝慰箴言，表达了对丈夫外出求功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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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有句凭谁赏？寒暖无人要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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