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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女诗人席佩兰送别时的劝慰到寄衣时的思念，再到丈夫归还时的喜形于色；从朱柔则送别时的依依不舍到共负艰难的宽慰，再到劝夫归耕——不难看出女作家矛盾的留守心理。丈夫外出寻求功名利禄，妻子非但不能阻拦，还要掩饰离愁，叮嘱冷暖，并主动承诺家庭责任，以表现出她们的“柔顺”和知书达理。然而，留守生活的艰难又每每让女诗人发出“寄尽愁心浑不忆，悔教书札报平安”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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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寄外主题所表现出的“知书达理”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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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相夫持家的家庭责任角度考察。明清时期的女教著作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又有所创新发展。从女教书中关于相夫的训导和士大夫在妇女传记墓表中对于妇女持家的赞扬，足见社会宣教层面和舆论层面对相夫持家的重视。186男子在修身齐家的家庭角色外，还被赋予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角色期待。他们志在四方是为了寻求其社会角色的实现。男子在科场上及第，在官场上谋得青紫，才是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也是对家人的回报。那些相夫持家的箴规之教让妇女认识到这层意义，因而，她们的作品中时常流露以丈夫的仕途和才干为荣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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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在寄外作品中那种例行的对家庭责任的承诺，无疑是对丈夫实现社会价值的莫大鼓励。“努力拾青紫。上慰高堂亲，下酬贤伯氏”的叮嘱，表明她们清楚地知道丈夫此行肩负重望，她们必须为了社会和家庭的需要牺牲儿女私情，留守内闱持家教子。也唯有如此的表白才既能表现出她们的妇德，同时又赢得舆论赞扬。由此可见，女诗人的寄外创作与女教中的社会宣教层面与舆论层面的角色塑造密切相关。进而，研究女诗人寄外主题的意义，则在于认识到女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和教育观念下，艰难地处理着个人感情和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并且以其敏锐的才思淋漓地表达出家庭与社会、留守妻子与外出丈夫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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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志同道合的社会责任感角度考察。前一节的讨论昭示了妇女从诗史教育中受到前贤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并立下报国济民的志向。由于社会性别制度等诸多因素的阻碍，女作家壮志难酬，她们转而把志向寄托在身边的男子身上。明末女诗人蔡玉卿就是其中一位。蔡玉卿，字石润，福建漳浦人，明末著名学者、抗清英雄黄道周（1585-1646）的妻子。黄道周殉难前，蔡玉卿致书谓：“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着，更无转念。”后人评价玉卿为“闺阁中铁汉也”187。她在一首送别诗中，勉励丈夫实现远大的抱负，以此获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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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期匡颓俗，所冀伸怀抱。以此慰闺人，寸心良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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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乃百年中，齿发倏已皓。干国有几时，忠直永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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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森成行，园林删蔓草。它日咏归来，共订言事稿。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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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卿写这首诗时，丈夫已是皓发之年，无所谓“上慰高堂”“下慰伯氏”了。她认为丈夫赴京上任是为了匡时济世，所以此行令她颇为欣慰。可见，蔡玉卿与丈夫黄道周志同道合，通过敦促丈夫匡时济世的举动，达到自我抱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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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相夫持家的家庭责任，还是志同道合的社会责任，都驱使留守女诗人在寄外主题中借手中彤管传送劝慰箴言。寄外主题所反映的女诗人对离愁别绪的压抑，表明她们有意识地通过牺牲个人情感来认同女教妇德赋予的家庭留守角色，以赢得社会舆论的好评。男子外出建功立业，妇女留守相夫持家，是维系明清社会性别制度的需要。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塑造了妇女的留守角色。女诗人寄外作品中的“彤管箴言”透露出妇女在认同留守角色过程中为社会和家庭所做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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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子：箴管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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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作品中的教子主题与前两个主题相关联。一方面，丈夫外出，留守妻子“为父为师”承担起抚育子女的责任；另一方面，诗史教育赋予了女作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们把报国济民的志向通过教育传授给子女。时人曾评论女作家的教子诗：“感喻兼到，得箴规体……忠烈世家，文宪作于内范，殆见《国风》之盛。”189这一评论把妇女的教子诗提到了内范箴规的高度，并与《诗经·国风》相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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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余姚孙升继妻杨氏，名文俪，仁和人，工部员外杨应獬女。诸子登进士者四人，皆得功于母教。杨氏精于帖括，断决不爽。儿子会试后，录其文呈母以请教。190女诗人王凤娴也因能丸熊诲子，以母仪著称，其《示儿》篇，被赞为“断机之教”。191从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不少关于女作家教子事迹的记载，但是其教子作品却很少遗存。以下仅就流传下来的几首教子诗来发掘女作家这一主题创作的意义。清代江南吴县女诗人张凌仙曾在诗中记其课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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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前课子诵芸编，百事萦心逼岁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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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路十年音信断，空山风雪一家寒。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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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暮天寒，音信阻断，女诗人在灯前教子读书，俨然一幅生动的寒门慈教图。一些女诗人还在诗作中表述她们主动承担教子责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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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不读书，不如豚与犬。能养不能教，所生岂无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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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在京华，频岁劳望眼。尊章各垂白，所居矧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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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责曷旁贷，我心日转辗。倘稍入旷废，俯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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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扶书出，夜色烧烛短。循环无已时，课此亦自遣。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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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丈夫外出，公公垂暮，这位女诗人深明教子的重要性，她责无旁贷地执书课子。诗中言及的“养”与“教”的问题是明清时期母教的核心之一。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仪的趋势在吕坤的《闺范》中反映得最明显。吕坤在“母道”中说道：“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可见他重视母仪的核心是“母教”。女教中对女道强调的是孝，对妇道强调的是节，而对母道则强调的是教。母道的规范已丰富了妇女的家庭角色，强调了母亲作为师长的严格和严肃性。母亲不只是为家庭繁衍子孙，更是要担负起教育晚辈造福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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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诗人顾若璞（1592-1681），字和知，钱塘人，明上林丞顾友白女。她在《卧月轩稿》自序中也谈及课子一事。丈夫去世后，顾若璞以丸熊画荻的古代贤母为榜样，承担起教子之职。“当是时，君舅方督学西江，余复远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经史，奚以课藐诸孤，而俟之成……于是酒浆组纴之暇，陈发所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纪》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二子者，从外傅入，辄令篝灯坐隅，为陈说吾所明，更相率咿唔，至丙夜乃罢。”194女诗人顾若璞不仅以督促儿子学习为己任，而且还日夜披览经史充实自己的学识，以不负传道授业解惑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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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首诗和一篇诗序反映了女诗人教子的情形和心理，而更多的作品则是这些女作家在子女成年后，以诗、文等形式传递教诲。清代著名女诗人恽珠（1771-1833）“相夫有政声，训子以实学”195。时人称其“教子以严且正，发言动容，皆有法则”196。恽珠见长子麟庆中进士的泥金帖子前来报喜，以诗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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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见泥金喜复惊，祖宗慈荫汝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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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虽并春风发，心性须如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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