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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清明，暖风初入芭蕉院。归期日盼，松尽黄金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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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起南楼，愁睹将雏燕。无由见云瞻，十二栏凭遍。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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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张引元华年早逝，她的母亲王凤娴写了多首诗哭祭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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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网蛛丝镜网尘，花钿委地不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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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怕见呢喃燕，犹在雕梁觅主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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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首寄妹、忆母、哭女之作，让笔者透过浓浓的妹情、母女情看到，正是诗书唱和中所获取的知音之感、挑灯共课时所传递的教诲之意，将母女三人的情感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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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王凤娴教女一节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王凤娴身边的几位男性的影响。如其兄弟王献吉极力劝阻王凤娴焚诗，并力促她将诗作付梓流传后人。在他给王凤娴的诗集作序时，还追忆了伯父对幼年王凤娴的点拨与欣赏，这对后人了解王凤娴的教育经历可谓弥足珍贵。他在序言中也提及王凤娴夫妇贫寒时仍不忘相随唱和之乐，“四壁书史，宴如也”。因此，透过王凤娴教女这一事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母女、姐妹之间的教育联系，也还有兄妹、夫妻、父女之间的文学唱和及教育观念上的互动。试想，如果王献吉没有建议王凤娴将其诗集付梓，没有为其诗集作序，我们将无从了解王凤娴的教育经历、生活经历，也就无从讨论王凤娴如何教育女儿成为诗人，以及母女之间的唱和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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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沈宜修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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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吴江（今江苏吴江县）人。其父沈珫官至山东副使，其夫是工部叶绍袁。著有《鹂吹集》二卷，《梅花诗》一卷，又辑名媛诗文《伊人思》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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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修的从姊妹沈大荣在《叶夫人遗集》序言中，详细地追忆了沈宜修母女的教育经历。沈宜修“幼而奇慧，识鉴过人”，“班蔡文华，尝伯仲间，析疑送难，则理趣玄解”。沈宜修生五男三女，并有文藻，其三女尤著：长女叶纨纨（1610-1632），字昭齐；次女叶小纨（1613-？），字蕙绸；幼女叶小鸾（1616-1632），字琼章。据沈大荣称，沈宜修一家皆美慧英才，“居恒赓和篇章，闺范顿成学圃，精心禅悦，庭闱颇似莲邦”251。其学术造诣和禅宗修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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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鸾三四岁养于舅舅家，便“了了能忆”《楚辞》。十岁归返母家，十二岁工诗，十四岁能弈，十六岁善琴，兼摹画谱。琴棋书画皆备矣。年十七，许婚未嫁而卒。著有《疏香阁遗集》，其父刻入《午梦堂十集》中，更名为《返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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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纨纨三岁便读《长恨歌》，“不四五遍，即能朗诵”。十三四岁学诗词，“同母步李沧《秋日八咏》韵，则清新俊逸，俨然一代诗史”。叶纨纨不仅能诗，她的书法也很遒劲，有晋人风致。著有《芳雪轩遗集》，其文刻入《午梦堂十集》中，更名为《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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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纨，适沈永祯。姊纨纨、妹小鸾皆早亡，小纨伤之，乃作《鸳鸯梦》杂剧以寄意。舅氏沈自徵序云：词曲盛于元，未闻擅能闺秀者。蕙绸出其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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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修的丈夫叶绍袁官至工部郎中，而后夫妇皆隐汾湖（今江苏省吴江县东南60里芦墟镇西。一名分湖，因南半分属浙江嘉善，故名），与子女以诗词自娱。“宛君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253母女四人皆作多首诗记述了一家人在汾湖隐居的幸福生活。沈宜修有“八月湖边紫蟹肥，豆花棚底露痕微。但凭啸傲烟波阔，采得莼丝棹月归”；叶小鸾写下“板扉茅屋野人家，绿树荫荫一半遮。小艇无风来去稳，满湖明月捉鱼虾”；叶纨纨则在《竹枝词八首》中写尽鱼蓑、钓船、秋菱、银鱼，洋溢着“门前野色时时好，湖上鲈鱼岁岁鲜”，“家家煮蟹沽村酒，遇得丰年乐有余”的村野生活乐趣。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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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宜修母女诗人是沈、叶两门教育的成果。先是沈宜修，八岁丧母，父亲宦游离家，特迎姑母照看她。姑母的女儿张倩倩嫁给沈宜修的弟弟，沈宜修又将幼女小鸾送到弟弟家寄养十年。叶小鸾的诗教均出自舅母张倩倩，沈宜修称小鸾“清才旷致，殊有妗母风焉”255。叶小鸾本人也有诗曰：“十载恩难报，重泉哭不闻。年年春草绿，肠断一孤坟”，256哭祭舅母对她的教养之恩。沈宜修在追忆叶小鸾的教育经历时还提到“十六岁，有族姑善琴，略为指教，即通数调，清泠可听。嵇康所云：英声发越，采采粲粲也”。从叶小鸾的事例可见，父母的教育观念固然关键，但族人中舅母、姑母的才能教育也是成才的重要因素。叶小鸾不只是一个受教育者，她还在家庭中负责教育弟妹。据沈宜修回忆：“九月十五日，粥后犹教六弟世倌暨幼妹小繁读《楚辞》。”257沈宜修的从姊妹沈大荣在为《叶夫人遗集》作序时，记录下沈氏母女教育经历的大量细节，为后人了解一门母女诗人的成才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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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指出，沈宜修的丈夫叶绍袁，不仅弃官退隐汾湖为母女诗人提供了自由的生活、创作空间，而且“手定其沈安人及爱女三人闺阁之作十二种付梓，曰《午梦堂集》。诗词歌曲，众体咸备，流播人寰，珍如拱璧矣”258。《午梦堂集》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重刻时，叶绍袁五世侄孙叶恒椿列重刻原因之一即“远近购求”，一方面可见此集流传之广远，社会之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叶氏一门对沈氏母女诗人作品的推广传播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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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沈宜修母女的教育经历时，笔者发现其中涉及的教育因素较之前几个家庭更趋于多元化，这当中出现了舅母、姑母、从母等更广泛的家族人际关系。当笔者将几个家庭综合考虑时，发现女子教育中虽然牵涉的关系比较繁多，但这些联系基本未越出家庭关系范围。这些女子在家里受教育，并在家庭中成长为教育者，再次教育子女，她们所吸收的诗书礼仪的营养来自家庭、用于家庭。这种在家庭内部的女子教育的联系，在陶冶着女性情操的同时，也对男子的教育、家学的传承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明清的士大夫在品评这些闺阁诗人时，往往以“一门风雅”“中庭之咏，不逊谢家”等美誉称赞之。这种家庭范围内的教育互动关系增进了父女、母女、夫妻、姐妹、兄妹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这种以诗书唱和凝聚、和谐家庭关系的女子教育，较之诵读女训、严防男女授受的女教，给男女两性都开辟了更为宽松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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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蕉园·随园：以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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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以诗文交友结社是明清女学的一个特别现象。高彦颐曾从社团组织的角度分析了蕉园七子的社会组织形式，指出女性的联系是与亲属、邻里、朋友关系紧密相连的。259本节选取两个交游群体：女诗人为主的群体——“蕉园诗社”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女诗人群体——“随园女弟子”，以往来书信、序跋为线索，考察社团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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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诗人为主：蕉园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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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墅诗钞》载：季娴（柴静仪）工诗画，与林以宁（字亚清）、顾姒（字启姬）、钱云仪、冯又令称蕉园五子，诗有合刻。《西冷闺咏》则记顾之琼语：“诸女作蕉园诗社，有《蕉园诗社启》。蕉园五子者，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及女云仪。”另据《正始集》曰：“亚清能文章，工书善画，尤长墨竹，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260关于蕉园五子与蕉园七子的两种说法，是因为史料记载中有五子倡社，后其中二人离去，又邀四人入社，于是在蕉园诗社中前后共有九位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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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诗人之间的亲友关系如下：柴静仪与朱柔则是婆媳一家，林以宁是顾之琼子钱肇修之妻，钱凤纶是顾之琼的女儿，钱林二人是姑嫂。据《正始集》载：顾长任是“启姬之姊、亚清之嫂”，顾长任嫁给林以宁的兄长林以畏，那么，顾姒和林以宁则是姻亲姊妹。冯娴的丈夫是钱塘诸生钱廷枚，林以宁的丈夫是钱塘御史钱肇修。据林以宁考其世谱，冯娴乃“余夫子同宗婶也”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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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娴虽是林以宁的同宗婶，且两家仅相隔不数里，但二人的交谊还是始自文字。林以宁与嫂子顾长任称“笔砚友”，顾长任病卒后，林以宁作小启请海内同人为哀挽以吊。林冯二人由此机会得以相识。笔者认为，研究者在着力考订这些女诗人的亲友关系时，也应注意到亲友关系之外妇女交往的途径，如林以宁以诗启会友。若以同宗婶这层关系掩盖了以诗启会友的重要信息，那么女性群体的诗社的意义也就不过是家庭中心之辐射或家庭关系的扩大而已。林冯二人由一则诗启而相识的事实，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家庭、亲友关系转移到诗人交往中实质性的内容，即她们之间的诗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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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以宁的记载，蕉园诗社“月必数会，会必拈韵分题，吟咏至夕”。她们聚会频繁，且创作热情高涨，常常“吟咏至夕”。翻开她们的往来书信，其中相互邀请聚会的内容颇多。如冯娴《邀林亚清夫人》：“连辰雨雪，令人如在冰壶。纵目遐眺，虽不似夫人千里楼之大观，然敝居篱落间，五花堆积，颇饶野趣。诘朝翦水芹，烹雪茗，顾冲寒而至，亦佳话也。倘衣夫人尚未言旋，旋是天假良晤，并望拉之同来，更快心耳。”262冯娴《答同社诸夫人》，因老姑卧病，不能离身，“惟有遥企园亭，见五彩缤纷处，即是诸夫人口吐白凤之时，敬当扬袂举觞，以酬珠玉也”263。又如李淑昭致函林亚清，以“拙稿检出，希即蕙教”相邀。可以看出，她们的聚会地点没有固定场所，似乎由诗社中人相邀而定。一时冯娴做东，一时又林以宁召集。诗社有如一个松散的组织，无固定场所或召集人。大家随兴致而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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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园诗社的女诗人在入社以前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据《杭郡诗辑》载：林以宁“少从母氏受书，取古贤女行事谆谆提命，而尤注意经学且愿为大儒，不愿为班左”。柴静仪则师从父亲，工琴。毛安芳“十余岁即从父稚黄先生问诗。先生麾之曰：此非汝事。退则窃取古人诗集观之，遂有所得”。沈心友为冯娴的《和鸣集》作序时指出：冯娴“生长西溪，钟山川之秀，弱龄即聪颖异人，读书过目成诵。太夫人春秋高，两人朝夕不离膝下，定省之余，唱和盈帙”。张昊是孝廉之女，父亲以授经糊口四方，母亲陈氏仅课以女红。“槎云喜读书，览典籍辄知其文理，所著诗词皆工……从兄祖望偶见槎云诗……悄然叹曰：是妹必以诗传。”264可见，她们都出身书香之家，或从母师，或从父师，或自学。她们交谊结社是出于对诗文的共同志趣，彼此相互切磋以促进创作。而张昊从兄的一句评论“是妹必以诗传”，既称赞了张昊诗作的品质，又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些女诗人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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