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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郎君旅进退，重听鹿鸣之呦呦。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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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徽柔回忆黄任追求皇恩之旅。他春风得意于“年少风流”时中举，中年仕途的坎坷，以及晚年享重宴鹿鸣的恩宠，三点一线地勾勒出黄任的仕途。徽柔庆贺表弟的荣誉也分享了宦游客的经历。她明确指出：“朝廷有诏待国老，大袍都纻杖则鸠。”黄任在诗中被再现为“国老”。值此庆典时刻，徽柔充满激情地投入到整个家族对浩荡皇恩的感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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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亲属关系网络，甚至黄任夫人的亲属也加入庆贺中来。据编者言，庄九畹是黄任妻子的远房亲戚，她也赋诗庆贺这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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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莘田先生重宴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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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夏无双343有夙因，耆年隽望照驺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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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书淡墨魁时彦，老扫金丹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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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文章留不朽，东山丝竹344写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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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罗尽有钧天345响，也许皇荂簉后尘。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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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畹用历史典故“江夏无双”追溯黄家所享皇恩至宋代。通过把江夏黄家与福建黄家相连，女诗人对黄家的名望大加夸赞，称其光照闽地。接着，她强调黄任获此殊荣将惠及子孙后代，激励后人光宗耀祖。黄任晚年获此皇恩，以80岁高龄至此可谓是一生仕途的完美终结。但对他周围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而言，黄任获得的荣耀变成一种动力鞭策他们致力于仕途、效忠朝廷。甚而影响黄任的女性亲属，不论关系远近，朝廷的恩宠使得她们对黄任的仕途经历兴致勃勃。她们称颂黄任重宴鹿鸣的诗作揭示出，这一次庆典，让朝廷的浩荡皇恩在整个亲属关系网络中热情洋溢地传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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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任为中心的亲属关系网络表明发生在王朝官僚一员身上的一件事情如何触及他的亲属们。尤其是女性亲属，她们也许不曾有过旅行的经历，这种荣耀亲属的官方庆典让她们认识到家族在王朝体系中的位置。朝廷的皇恩通过亲属关系网络传播，同时，亲属们也与“国老”分享着这份殊荣。尽管说“天高皇帝远”，家乡的鹿鸣宴庆典让人们意识到远方朝廷的存在，以及男性亲属效忠朝廷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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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闺秀传统及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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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闺秀的诗作能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她们对乡土风情的咏唱不仅是个人的声音，那些旅途中应对大千世界的作品，无论是在辽沈、台湾岛或西南边陲，更是其政治意识的表达。347《闺秀诗话》中的诗作像是活生生的文本，不断被其他闺秀诗集转引。尽管她们的作品言及自身家族和所获荣誉，但这些作品仍能唤起读者对王朝政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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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诗话》中所传载的闺秀诗学传统揭示出闺秀与其他女性和男文人共享的历史感和文化资源。《闺秀诗话》记录了足迹遍至大清疆土的女性随宦游的视角。福建闺秀薛绍徽（1866-1911）应邀给丁芸的续编作序，序中强调妇德与文声的关系。348她提醒大家《闺秀诗话》集是典范女性声音的集合：“遂使建安旧郡，扬列女之文声，武夷曾孙唱诸娘之词曲者矣。”349薛绍徽的长女陈芸（1885-1911）在其诗话中提及数位闺秀，包括谢采蘩、高素芳和王瑞兰（约19世纪）。350在福建以外，一些诗集编纂者如对王朝“归化政策”颇感兴趣的恽珠（1771-1833）351和《闺秀词话》的作者雷瑨（约20世纪早期）也都选录了福建闺秀的作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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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诗话》续编的问世正值梁启超（1873-1929）在《时务报》上传播其“新史学”（1902）和“新女性”（1897）思想之时。353梁氏并没有赞美闺秀作品，反而批评闺秀是政治白痴，应该被“新女性”所取代。354戊戌时期的改革家们把女诗人描绘成自我陶醉、无用的自我中心者。355闺秀享有的“列女”的典范地位在此时遭遇挑战。民族主义者开始建构他们自己的关于历史和性别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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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福建闺秀想象历史和乡土以外的广阔邦界的检视并不见近代以前的政治意识和近代国家主体自觉之间的根本断裂。正如我们所见，闺秀们已经意识到王朝政治纽带——福建之外的政治邦界，并认识到服务于家乡以外的更广阔邦界的荣耀。福建女性对乡土的理解的确多种多样，但她们并不狭隘地局限于福建。笔者认为她们的诗作体现出一种近代以前对更广阔的政治邦界的意识。她们的诗作远非梁启超所描绘的“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356。福建闺秀之想象邦界被民族主义叙述“忘却”了，却值得挽救，因为它是女性在民族主义萌发前具有政治觉醒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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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妇女启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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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明清之际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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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章分别从女教、女学等不同侧面对女教观念进行了微观考察。然而，明清女教观念的演变不是独立于社会变迁之外的，它还与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本章拟将女教观念的演变置于明清之际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从反传统的启蒙精英群体的妇女观念变化这一更宽泛的视角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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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观念的变化与时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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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357商业资本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之上，因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孕育出的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力量，对于处在解体过程中的中国传统社会，无疑起到了瓦解作用。明清文化的表现形式相当复杂，一方面，固着于封建经济、政治土壤上的正统文化，以理学为基本形态，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带有一定反传统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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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思潮，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社会晚期的正统文化——宋明理学展开批评。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动，上层文化也必然发生变动。理学，又名道学，融合了禅宗、道家、儒学。其中的主要观念是源自道家自然哲学的天道观念，又叫“天理”观念。358理学从宋至清中期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文化正统，成为统治者钳制人民的意识形态。理学的滥觞是宋代上层文化的特征。二程、朱熹等构筑的理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学本体。该体系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即“天理”，而且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悌，交朋友不得不信。”359着意于恢复和强调礼治秩序的理学对儒家传统的反人欲观念作了极致性的发展。二程提出“灭人欲，则天理明矣”；朱子更明确表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360从明末到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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