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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同校：现代转型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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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1897-1999）在追忆其早年为求学与家庭抗争的经历时说：她当时吃不下，喝不进，进退两难之际，几次想投水自尽。多年以后，她分析那时的心理道：既不是求一时之名声，也不为将来在社会上谋个职位，享受荣华富贵。那是一种盲目的抗争，像枝条破土，隐泉喷吐，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在身体中支持着自己，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要么扑灭火，要么自己被烧死。她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朝前走，追求光明的未来。463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把“强国强种”的希望寄托在新式女子教育上，“兴女学”成为强国的火种。年轻女子违背礼教闺训走出家门求学，正像苏雪林所言，是意识深处做人的本能使然。对于女性而言，走出家庭步入学校，重要而又艰难。但她们所要面对的学校教育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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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高等小学以上均男女分校。女子教育的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强调，女子教育以使女子修养其心性，“以致密之理想、耐劳之习惯指导儿童”。女子职业教育要“以家政为重，兼及手工、图画、刺绣、造花各科”464。当时的女校管理如同监狱，女生不准会男客。有的女校直到1920年还在检查女学生的信件，不准女生往学校外面打电话。有的女校还规定男教师须满50岁，应留胡须，讲课时不准看女学生，应双目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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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庐隐（1898-1934）曾自述她在女校的经历：“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销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犹觉不寒而栗了。”“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学校的生活实难“使我满足”，许多人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校园与寝室里了。“我也曾被人拖过一次。”465严格的女校教育本意是防止男女越轨，培养贤妻良母，结果适得其反地造成年轻女子由于过分压抑而发生性别意识偏差，竟至产生“同性爱、假夫妻”。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校中屡有发生。据丁玲回忆，她就读的湖南桃源女师，全是女孩子，把男孩子隔得太远，同性恋之风传染得很厉害。她们常像男女之间那样因误会闹别扭，又相抱痛哭。甚至在某些女教师的倡导下，女校的学生私下结社搞独身协会，严惩违约出嫁者。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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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的热潮，注定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女子教育将被时代淘汰。不能打破性别偏见的女子教育，无法带给女学生光明的前途。欲塑造男女青年完全的人格，必先有合宜的学校。男女同校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促成的。五四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就“男女同校问题”开辩论会，结果以反方否定男女同校获胜，由此可窥见当时社会氛围之一斑。男女教育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之一。五四以后，要求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日高，邓春兰的“男女同校书”像星星之火在教育界引起了燎原之势。先进人士蔡元培、胡适等纷纷支持男女同校。蔡元培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男女同校的。”467但一些反对男女同校的人固执地认为，若打破礼教大防，必会发生种种破坏道德风俗的怪现象。有人诬蔑男女同校，“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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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北京大学顶着社会压力，首先打破女禁，实行男女同校。1920年3月，冰心所在的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实行男女同校。随后，女作家石评梅执教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也成为当时最早的男女合校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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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回忆男女合校时指出：“当时的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468冰心自小同表哥、堂哥一起相处惯了，所以并不怕男孩子。而她的女同学都很谦让，但后来熟了，男同学当面都说冰心“厉害”。冰心在大学里热心社会福利工作，积极参与戏剧、演讲活动。这些活动中，她自然免不了要与男同学的合作，甚而还要与鲁迅、胡适等名流交往。如胡适所言：“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如秽口骂人之类）。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男女之间，只觉得都是同学，都是朋友，都是“人”。469像许地山、瞿菊农这些人，都是冰心的男同学，后来都成了她的好朋友。男女同校的环境造就了冰心完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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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认为，女子教育当启其所长而化其所短。她指出，师大附中的女生性格大方而少女儿态，归功于男女同校。邓颖超回忆：“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这些例子都表明，男女同校非但没有出现道学家所担心的怪现象，反而养成了青年男女的自治能力及良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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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男女同校实施之初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女作家苏青回忆道：我们那时是男女同级，生理卫生课一讲到膀胱一章时，男生都朝着女生笑，女生都羞红脸逃跑了。下面讲生殖器官的一章更不敢听，大家宁愿旷课，弄得老师只得把受孕怀胎几章都删去不讲。女生便连一些常识都没有，结婚后马上生子，吃尽苦头。470苏青认为，男女同校固然是男女平等的标志，但女子教育也应注重女性特点。女子在从事职业或研究学问以外，还得结婚养孩子，“别让她听到讲膀胱那章时便给男生笑得逃跑了，那才是女子教育的万幸呀！”苏青所提出的问题说明，男女同校不仅是对女学生的解放，同时也是对男学生的解放。两性的隔离造成了性的神秘感，不健康观念影响着男女生的正常学习。这并不一定是男女同校的弊端，恰恰是两性分离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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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青少年离开家庭迈向社会的第一课堂。学校的教育观念及老师的性别期望，是影响青少年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男女同校是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变革，它揭开了“男女七岁不同席”的性别神秘面纱，打破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窠臼，营造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社会氛围。女作家用她们的亲身体验告诉世人：男女同校不仅不伤风化，反而陶冶了两性的德性，它改变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进程，在养成男女自治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健康的性别意识，成为性别角色现代转型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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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婚恋：现代转型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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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婚恋情形基本延续了古老的传统。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角度出发，呼吁彻底打破封建婚制的枷锁，提倡婚恋自由。时人鉴于一些不成功的自由婚恋，慨叹“自由婚恋还不如父母包办”。婚恋不成功，其原因不在自由恋爱，而是恋爱对象思想的不解放。自由婚恋是男女两性的合作，只有女性或男性的觉醒，其结果还是不幸的。如石评梅、萧红、苏青因着婚恋的不幸，选择了独身、出走、离婚的不同道路，较之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显示了现代女性性别角色的多样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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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身的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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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1902-1928）与高君宇（1896-1925）同是山西人，均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参加进步文学活动和同乡会时，石、高二人结识，随着交往的增多，渐生深厚感情，但他们相爱的路途并不平坦。石评梅曾被一个有妇之夫骗取感情，往日的创伤影响了她对自由恋爱及异性的信任。石评梅对高君宇的感情犹豫不决，当她收到高送来传情的红叶，写下“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她受伤的心惧怕爱情和家庭。石评梅把自己比为一道大江，“你只应疏凿沙石让她舒畅的流入大海，断不可堵塞江口，把水引去点缀帝王之家的宫殿楼台”。石评梅视婚恋为堵塞江口的泥沙，婚姻似乎要阻挡她自由流淌的生命，她将被困在宫墙之内。她说：“对家庭对社会，我都是个流浪漂泊的闲人。”“一手执着红滟的酒杯，一手执着锐利的宝剑，这酒杯沉醉了自己又沉醉了别人，这宝剑刺伤了自己又刺伤了别人。”时人评说石评梅“孤愤之极，便成了几分变态的心理”。石评梅曾自言：“有时我卧在血泊中抚着插在心上的剑柄会微笑的，因为我似乎觉得骄傲！”消极的情绪影响着石评梅的社会认知，改变了她性别角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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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知识女性性别角色多样化，婚姻不再是唯一的归宿。她们逐渐争取到经济独立的机会，爱情的失败往往使知识女性转向追求职业理想。石评梅曾对学生说：“我的理想就是男女平等。——现在的中国，女子只是男子的工具、货物、玩具、装饰品，根本说不上什么平等。我觉得提高女子的地位是我唯一的责任。”她鼓励女学生不光看着自己的家和个人，还应该面向社会，看见了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471石评梅全心投入教育事业，教师的职业角色意识压倒了她作为女性、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意识。她在“反抗毁灭母亲们所居处的那种恶劣的环境”的同时，“师法母亲那种忍耐坚苦的精神”。472李健吾评论石评梅说：“她的精神是男性的，只是心是妇女的。她是孤独者。”石评梅在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中，既得到自由恋爱思想的启蒙，又受到其不良后果的干扰；在传统性别角色与职业理想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成为独身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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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志自由、事业进取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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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书香门第的冯沅君（1900-1974）在五四以后率先大胆创作描写青年男女恋爱的小说。她的小说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对恋爱的心理体验。“试想以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我们俩第一次上最甜蜜的爱的功课的一夜。呵，它的神秘和美妙！”473在冯沅君的笔下，女性并未因得到爱而失去自由，她的自主权得到恋人的理解尊重。冯沅君所表达的恋爱观明显带有现代知识女性的特点。在她眼中，恋爱不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而只是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方面企慕闲静清淡的生活；一方面要尽点儿做人的义务——直接或间接对社会有些小的贡献。这两方面并非根本不相容，但难得兼而有之。”474因此，她对情人的要求是不只要爱她，更要理解她。她认为：“恋爱在人生中固然重要，但我不愿意为之颠倒至此。爱之成就决非一日之力，我们的寿命长着呢，留些糖果儿慢慢吃。”在恋爱中保持意志自由，要求进取的清醒意识，追求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生活目标，反映了五四时期历经新文化思潮洗礼的新女性恋爱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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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沅君通过手中的笔，述说了追求意志自由、事业进取的新女性在恋爱中的困惑。她用自身的实践解答走出困惑的出路。冯沅君与陆侃如（1903-1978）从事业上的合作者走到生活上的伴侣，婚后，二人自费赴法国留学，双双获得博士学位。二人育人编书，在书斋中走完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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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意识与传统角色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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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新思潮也为萧红（1911-1942）打开了新世界的窗口。那些“女人不是男人玩物”的词句打动了萧红，她渐渐明白：母亲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父亲？为什么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她为逃避封建婚姻，毅然出走。虽然出走并不成功，但萧红的心是坚毅的，她抗拒旧势力，真正孤独地面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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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带着浑身伤痕还是不屈服于命运，她向《国际协报》发出了呼救信，等来了萧军（1907-1988）的寻访。萧军的作品记载了他找到爱情时的心情：“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我的任务是飞呵飞，寻找可吃的食粮，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这是萧军的爱情宣言，他视萧红为巢中的病燕。然而，萧红对于生活的印象却是：“再过三四个钟头又是烧晚饭。他出去找职业，我在家里烧饭，我在家里等他。火炉台，我开始围着它转走起来。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这一切给我的一个印象：这不是孩子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开始过日子。”475一次，萧军失业了，萧红出去帮朋友画广告，晚上回家萧军跟她吵了半夜，他嚷着：“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萧红不禁自问：“我是个很坏的女人吗？只为了二十元钱把爱人气得在地板上滚着！”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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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忍受着萧军在生活方面的大男子主义，因为二人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477文学带给萧红的快乐弥合了二萧感情的缝隙。但随着萧红文学地位的上升，二萧的精神世界也趋于破裂。当萧红听到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她想到，“每天我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而你却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还和朋友连在一起鄙薄我呀！”二萧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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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的结合对萧红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萧军大男子主义的挤压下，萧红的女权思想倾向日趋强烈。萧军自言对于萧红，他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且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而萧红则说：“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萧红对女性的世界感到心酸：“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奋起于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父权制，却窒息在情人大男子主义的“羽翼”下。如有论者言，萧红在文学及生活中的享受与折磨，都与萧军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萧军的才情、豪情成就了二萧的文学伉俪，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导致了二萧的生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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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智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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