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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1914-1982）曾说过，大多数女子的爱情成功后，就用不着事业了。她考上中央大学英语系，中途辍学结婚。婚后的苏青，本意是做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因家庭经济左支右绌，她又做了代课教师。校长却以她结了婚，不必出来赚钱为由辞退了她。社会环境迫使苏青在婚姻和职业间作出选择。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开支，发生激烈争吵，丈夫竟打了苏青一记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从此，苏青被推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开始用作品换取稿费，争取获得经济独立。结婚十载，她已是三个子女的母亲，夫妻反目，终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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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对于离婚的看法是：“一个女子在必不得已的时候，请求离婚是必须的。不过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先得自己有能力，有勇气……一个有能力，有勇气的女子自能争取其他爱情或事业上的胜利；即使失败了，也能忍受失败后的悲哀与痛苦。假如她因没有能力或决心而不敢想到离婚，或者虽想到而不敢说，或者只说而不敢做，那便只好一世做奴才了。”478丈夫的反目，经济的拮据，孩子的拖累，并不能击垮她。苏青坚强地面对生活，并不因此而厌弃生活。跟苏青交往的人都说，苏青外表上是个时髦女郎，闭上眼听其言谈却是一个男子。苏青从贤妻良母转换为以卖文为生的独立女子。她证明了女性的天空也可以不低，全凭自己的肩膀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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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是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男女青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组合家庭的对象。五四以来的自由恋爱观是影响现代婚姻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由恋爱对受新文化启蒙的青年来说尚属新鲜事物，许多人只从表面上理解为男女自由交往，并未认识其精神实质，即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因此，一些新女性在恋爱中所遇非人（如石评梅之被有妇之夫欺骗或萧红遭遇大男子主义的“保护”），形成对于异性或婚姻的负面认知经验。石评梅和萧红正是在这种阴影里痛苦地挣扎。在女子争取经济独立的社会洪流中，石评梅背离传统性别角色成为独身职业女性。萧红的精神世界是激烈地反封建的，但在家庭里却扮演着逆来顺受的贤妻角色。在精神与现实的背离中，现代意识与传统角色展开激烈抗争。她在内心里的反抗与现实的妥协中徘徊。正像苏青所说，女子必得自己先有能力、勇气，才能争取事业、爱情的胜利。知识女性受到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就是无形的力量和财富，这一力量支持着苏青改变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重新转向新女性的角色：走出不成功的婚姻，争取经济独立。与苏青理智地离婚不同，冯沅君的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实现，是以找到理想伴侣为起点的。冯沅君明确提出，她需要性别角色与职业理想相融合，她的另一半不仅要爱她更要理解她。她在实现职业理想的同时，也拥有了平等的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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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认为：“从个人主义发生的女权运动，以男女的同等对立为唯一的目标，以个人的发展为唯一的理想，其结果遂致女性被个人性所压抑，而发生所谓第三性化的妇女。”男子和女子，各主张个性的权威，不肯退让，甚至双方成为仇敌。女子因仇视男子的心理而主张独身，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性与个性的冲突。为了调和这种冲突，有人主张以“母权”运动代替“女权”运动，即把“生殖神圣”的理想表现于实际运动中。479“母权”运动，是把儿童当作新目标的个体，视生殖为进化上的重大任务。“母权”运动者的第一要求，便是恋爱中心的结婚，从人类种族的发展上，要求两性关系和谐。这一主张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弥补了“女权”运动造成的两性关系紧张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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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的婚恋体验说明了美满的婚恋需要两性的合作。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呼唤另一半的解放，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需要两性的合作。当现代知识女性被赋予“摆脱贤妻良母的窠臼”“拥有职业理想”的新内涵时，那么作为另一半的男性为父、为夫、为同事的角色必定要有所改变。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不是简单的两性间的斗争，而是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针对阻碍人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性别偏见），本着两性共同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解放。480在思想上，着手改变两性的旧观念，灌输新思想；在经济上，发展妇女职业运动，解决妇女劳动问题；在政治上，逐渐养成妇女的参政能力；在教育上，发展男女平等教育。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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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洗礼：现代转型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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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洪流冲击着时代的步伐，涤荡着每个年轻人的心。年轻女性在投奔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完善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内涵。大革命时期蜚声文坛的“女兵”谢冰莹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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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是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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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央军校（原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首次招考女兵200名。谢冰莹抱定“献身革命”与“解除婚约”的两大愿望投考军校。战斗行军的间隙，她靠着自己的膝盖写出了《从军日记》，被誉为“努力奋斗的新女性”。“北伐正是中国妇女抬起头来做人的时代，也是妇女正式向封建社会宣战，为大众的福利流汗流血的时代，两百多个花木兰，她们那种雄赳赳的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武汉三镇时，简直把整个的社会秩序骚动了。”200多名女性脱下花花绿绿的服装，穿上军服一齐出现在操场上，大家都像发疯似的笑着，跳着，喜得眼泪都掉下来。“我们是军人了，谁的心里都警惕了一下，第一次听到守纪律，特别感到庄严。”男女之间的隔膜被时代的洪流冲开了，“大家都得到解放，大家都希望男女处在平等的地位，共同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奋斗”。男女之间止于朋友，很少有谈恋爱的，因为“小姐们都是从封建家庭里逃出来的，很想做一番事业，留一个好榜样给没有机会从军的姊妹们看”。她们选择爱人的标准，在于思想、学问、人格、性情，绝少有希望嫁给“官”阶级的。男同学也非常尊重女性，绝不视其为商品。“在出发北伐途中，男女间彼此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工作上的帮助不少，而绝没有乘机谈恋爱，或者因爱而妨碍工作的。”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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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女兵生活使这些年轻女性摆脱了“封建”观念的束缚。她们将明清才女笔下的“花木兰”梦变成了现实。她们可以与男子并肩驰骋在疆场，为大众的福利流血。这与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替夫挂帅的穆桂英又显然不同，她们不用掩饰自己的性别，也不是为了一家一姓的荣耀——成就一番事业，做女性的楷模是她们对人生的期望。她们并未对女性身份感到自卑，而是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两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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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我当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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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并不掩饰自己的女性气质，自信地以“女兵”自居。与之相反，据沈从文（1902-1988）的回忆，丁玲给人留下的印象则是“不大像个女人，没有年青女人的做作，也缺少年青女人的风情。她同人熟时，常常会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个女子，她自己仿佛也就愿意这样。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她明白两个男子相处的种种便处，故她希望在朋友方面，全把她自己女性气分收拾起来”483。丁玲自言：“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把我当作一个男人，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就是说爱你），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过去的一切不讲它，我们象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484为了“工作的方便”，丁玲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请求朋友把她“当作一个男人”。革命工作的艰辛及失去丈夫的磨难，使她身上依陈规所见的“女人”之脾性蜕尽，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是一位“大丈夫”。丁玲曾说：“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跟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能爱我敬重我的人。”她需要个依托生活的“贤内助”。至此，从表面看来，她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感已降得很低。她在压制自身性别特征的同时，力图向男性化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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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评价延安时期的丁玲：梳着“光亮的男式头发”，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但是，丁玲公开表白：“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在延安写下《三八节有感》，开篇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女人“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篇文章曾被人视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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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丁玲在反思这篇文章时说：“那篇文章中虽有着重于鼓励女同志要自强，要捐弃一切小小的生活的烦琐和不愉快，努力干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在暴风雨中搏斗以求幸福，也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485丁玲在这里提出一个论题：妇女要彻底解放，不与男子合作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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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与男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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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与男子合作？是像丁玲那样做男子气的女性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还是像谢冰莹那样自豪地以女性身份与男子并肩战斗？显然，前者以牺牲女性的性别认同为代价，一味地向男子靠近，以男子为行为准则。这是以暂时忽视性别差异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扭曲了女性本人的性别意识，同时也不利于男性的两性观的健康发展。时人曾对此评论说：“如果自以为一切都赶得上男性而傲视于同性，或夸耀于异性的面前，也依然是落伍的女性，因为，她已于无形中把自己看做了‘女人’，才会傲视和夸耀的。”486时人特别指出，男女携手共谋进步，不是女子依附着男子的意志以压迫同性。妇女自己不能独立思考，仍然一味以男子的道德观为绝对的道德标准，指摘同性。由此揭示了两性斗争的背后，是两种道德观的对立，而不是性别差异。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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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女平等，一起上疆场”的女兵，苏青有她的独特看法：“若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这番话虽听来有些带刺，倒也反映出一般女子心态。出于身体原因，谢冰莹先后从北伐战场、抗日前线两次退下来。女子的生理因素阻碍了谢冰莹继续战斗在疆场，但她那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精神却无时无刻不萦系着抗日前线。抗战时期，知识女性的任务是“扩大救亡运动！不是做‘贤妻良母’”。此时，谢、苏二人的文章差距很大：一个用血讴歌民族抗战，一个争取着情欲的自由。谢冰莹的思想汇入了时代大潮，从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苏青的作品没有走出女性的小天地，喊出的只是个人的苦闷。这与她身处沦陷区的孤岛有关。苏青自言：“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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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后期与男子的合作，不是以牺牲性别认同为代价的并肩战斗，而是转为精神上的遥相呼应。而革命队伍中那些戎马倥偬的女子，则是以精神上的认同、解放，克服着生理上的困难。后者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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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几位女作家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婚恋和事业的综合考察，较明晰地描绘出戊戌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思想是如何影响着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在家庭内部，新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直接影响着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启蒙和性别角色的认同。学校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开启，包括从小学到大学，为女作家自治能力的养成和完全人格的培养打下了关键的基础。五四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婚恋观在思想层面为女性实现家庭角色转变和追求职业理想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女作家的负面经验直接导致其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惧怕，从而选择成为独身的职业女性。无论在婚内婚外，女作家都为自己的写作而感到自豪，而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只是延续着明清才女的壮志未酬的政治意识，而且是在新环境里激发的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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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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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曾形象地把分层研究法比喻为剥洋葱，他把明清社会划分为朝廷精英、地方精英、中下层平民百姓和贱民。业师曼素恩也曾传授其“明清妇女洋葱图”，她用交织的曲线把明清妇女划分为闺秀才女、家庭主妇、绣女、妓女、尼道、贱民等。其益处在于能层层入里，比较全面细致地把握研究对象。这种剥洋葱似的分层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将女教观念这一抽象物历史地还原到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间，由此看到的女教观念不再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大而化之的僵化教条，而是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内心世界。在这一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长辈和晚辈、出家尼道与良家妇人等多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很难以性别、年龄、宗教、职业等常规研究范畴明确加以切分。通过以上多视角、分层面地探讨，我们发现不同层面的女教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着明显差异，而且每一层面女教观念之变化程度也不一致。透过这些复杂的关系和具体的事例，笔者感到以往研究手段的不足。那些侧重单层面的研究手段，或注重精英思想，或注重典籍规范，并简单地以其中某一层面的变化概括整体观念，或忽视、掩盖观念主体的真实情况，是颇值得商榷的。具体到本研究所讨论的“女子之不朽”的主题，更是需要尽可能地还原到历史文本中去，多方位地倾听、挖掘女子主体的声音，以及任何与之互动的大小背景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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