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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1844年至1939年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一个较大的宗派——卫斯理宗。1844年美国南北卫理公会因为黑奴问题大分裂，在美国南方的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美国北方的则称美以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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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十年之后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时，也采用了同样的英文名，一度引起两所大学名称的混乱。由于信件、电报经常发生错乱，国立北京大学给燕京大学写信指出了这个问题。虽然教会学校自1889年就使用这一名称的事实在法律上可能会有效力，但是“一所西方创办、管理的私立教会大学”表现出要与“由政府创办的著名大学”争用Peking这一名称的姿态，“显然令人难堪”而且“难以越过公共舆论的障碍”。1922年，燕大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解决英文校名问题，但进展十分缓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要使美国的有钱人捐助一所名为Peking University的大学，要比使他们捐助一所名为Yenching等需要对其名称加以解释的学校容易得多”。不过，为了与其中文名相称，1925年，燕京大学的英文名称就从Peking University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纽约州大学评议会于1928年9月27日批准了这一更改，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名称之后仍然加上“1889年作为Peking University建立”这样一句解释。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一些学者误把这两所有关联的学校当成一所，并把燕大的档案当作北大的档案来使用，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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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贝福：《日记，1904年—1919年》藏于纽约传教研究图书馆。转引自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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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厚德：《燕京大学史》，又译作《燕京大学的起源与历史》，完成于1939年1月25日，由伊曼斯·柯达公司微缩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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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二章 司徒雷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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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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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此起彼伏。6月2日至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那些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刚上任的司徒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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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司徒雷登头疼的，还不是这甫一上任的尴尬。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司徒雷登即将接掌的大学的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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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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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韩迪厚在《司徒雷登传》一文中回忆得更加详尽：“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有时也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的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学生九十四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说不上优秀。教员中两位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继续聘用。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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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所大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图书馆和用于实验的科学仪器又如何呢？由于参加联合的学校都把其图书和实验设备转给了继承他们原先校址的那些学校，因此这座坐落在盔甲厂的新大学极端缺乏图书和科学仪器。各有关差会认为，由于他们都已同意提供相当数目的资金，新的大学应该自己购买图书和设备，但是大学的财政状况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博医会在此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让燕京大学学习生物、化学和物理的学生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预学校去上课，并且使用他们的精良设备。燕京大学接受了这一慷慨的援助，两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一起混合上课。192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又将整个医预学校连同其设备转给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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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最初只有谢卫楼赠送的少量图书。由于经费太少，每年只能拿出很少一部分来购置图书，而且只能购买各门课程最需要的图书。学校的图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增加非常缓慢。或许是因为这一段经历，燕京大学在经费充足之后，格外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还拨出专门的经费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学和相关学科的书库。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中，燕大图书馆有着极高的地位，这算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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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财政状况又如何呢？前文已有叙述，在联合原则中，有一条是大学应该毗邻汇文大学原来的校址。为此，美以美会把他们在联合协议未达成之前为发展自身教育事业而购买的许多块小土地卖给了燕京大学，合计大约28英亩。这些土地的价格在当时将近224300美元，美以美会把其中10万美元作为他们投入的资本经费，大学则要从其他差会投入的资本经费中偿还美以美会剩余的124300美元。而在司徒雷登未到任之前，刘海澜还要求托事部至少再购买16英亩土地，把已经购买的土地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校园。据估算，再购置土地还需要大约11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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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四个差会同意提供的资本经费只有35万美元（本部在美国的三个差会每个10万美元，伦敦会5万美元），如果再花费113000美元来购买分散在小土地之间的土地，资本经费将只剩下12700美元——这笔钱还不够拆除这块土地上的许多房屋以及建成校园的费用。这也是此前司徒雷登在校董会上明确宣布他接受校长职务的部分前提——允许对校址问题重新讨论的重要原因，而事实证明了司徒雷登的预见。美以美会此时慷慨地同意买回它已经转给燕京大学的土地，但是不能支付全部224300美元现金，只能支付利息，整个债务要到1939年才还清。这意味着燕京大学不能马上得到投入资本的35万美元现金，而是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则要留待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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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在盔甲厂时期的几位主要领导。左起：男校文理科长洪业，文理科副科长陈在新，校长司徒雷登，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女校主任费宾闺臣（Alice B.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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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除去35万美元的资本经费，四个差会还提供每年4000美元的日常经费，以此来负担差会提供的教师薪水、旅费、房租、医疗费和休假。但仅1920年并入燕京的协和女子大学就有22名西方教师，4000美元的日常经费简直少得可怜。如果不增加经费，招聘中国教师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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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致命的因素是，当时美元的汇率出乎意料的低。这就意味着，燕大被迫在一个其主要捐助者的货币只能实现其正常价值一半左右的情况下，建设它的新校舍，并为不断增长着的开支筹措经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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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徒雷登事后的回忆一样：“我们当时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对未来无限前景的憧憬。”怪不得他头疼！也怪不得他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中国人一直在忙于用他们的资金去购置地皮，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我很快就发现，燕京托事部主要是由各布道团管理委员会选出来照看各教会利益的人组成的，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筹措资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