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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最初只有谢卫楼赠送的少量图书。由于经费太少，每年只能拿出很少一部分来购置图书，而且只能购买各门课程最需要的图书。学校的图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增加非常缓慢。或许是因为这一段经历，燕京大学在经费充足之后，格外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还拨出专门的经费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学和相关学科的书库。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中，燕大图书馆有着极高的地位，这算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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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财政状况又如何呢？前文已有叙述，在联合原则中，有一条是大学应该毗邻汇文大学原来的校址。为此，美以美会把他们在联合协议未达成之前为发展自身教育事业而购买的许多块小土地卖给了燕京大学，合计大约28英亩。这些土地的价格在当时将近224300美元，美以美会把其中10万美元作为他们投入的资本经费，大学则要从其他差会投入的资本经费中偿还美以美会剩余的124300美元。而在司徒雷登未到任之前，刘海澜还要求托事部至少再购买16英亩土地，把已经购买的土地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校园。据估算，再购置土地还需要大约113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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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四个差会同意提供的资本经费只有35万美元（本部在美国的三个差会每个10万美元，伦敦会5万美元），如果再花费113000美元来购买分散在小土地之间的土地，资本经费将只剩下12700美元——这笔钱还不够拆除这块土地上的许多房屋以及建成校园的费用。这也是此前司徒雷登在校董会上明确宣布他接受校长职务的部分前提——允许对校址问题重新讨论的重要原因，而事实证明了司徒雷登的预见。美以美会此时慷慨地同意买回它已经转给燕京大学的土地，但是不能支付全部224300美元现金，只能支付利息，整个债务要到1939年才还清。这意味着燕京大学不能马上得到投入资本的35万美元现金，而是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则要留待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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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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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在盔甲厂时期的几位主要领导。左起：男校文理科长洪业，文理科副科长陈在新，校长司徒雷登，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女校主任费宾闺臣（Alice B.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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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除去35万美元的资本经费，四个差会还提供每年4000美元的日常经费，以此来负担差会提供的教师薪水、旅费、房租、医疗费和休假。但仅1920年并入燕京的协和女子大学就有22名西方教师，4000美元的日常经费简直少得可怜。如果不增加经费，招聘中国教师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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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致命的因素是，当时美元的汇率出乎意料的低。这就意味着，燕大被迫在一个其主要捐助者的货币只能实现其正常价值一半左右的情况下，建设它的新校舍，并为不断增长着的开支筹措经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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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徒雷登事后的回忆一样：“我们当时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对未来无限前景的憧憬。”怪不得他头疼！也怪不得他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中国人一直在忙于用他们的资金去购置地皮，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我很快就发现，燕京托事部主要是由各布道团管理委员会选出来照看各教会利益的人组成的，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筹措资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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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当选的校长开始发现自己要面对许多问题，并且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急迫性。1919年10月，托事部在一次会议的议程中引用了他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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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某种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得到大量金钱的方法。教师的士气很难保持下去，学生的精神也难以振奋起来。除非很快找到解决办法，预先制订一积极的建设性计划，否则就不可能使大家团结一致。这一问题在当前取决于两件重大事情，第一件是得到一个新校址，第二件是募捐建筑校舍和每年开支所需要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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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方面之所以属意司徒雷登，也并非只是看中他的声望以及基督徒的身份。“1920年，他（司徒雷登，笔者注）从神学院毕业后，就和两位同学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两年，为教会募捐。”包贵思女士在《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结果是“金钱潮涌到教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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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面对现实，司徒校长就会发现，最初不负责经费问题的约定形同虚设。要在需要的时间内募集到金钱，他就不得不投入战场。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向老朋友亨利·卢斯发出邀请，请他担任主要负责在美国筹集资金的副校长。卢斯是早期学生志愿运动领袖中三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之一，同时也参与过齐鲁大学的创办，主要负责为其在济南的校园和校舍筹集资金。1918年12月，已经访问过北京但仍未表态的司徒雷登就曾经询问这位老朋友，问他是否愿意为燕京大学做他曾经为齐鲁大学做过的工作。由于两人都未作出决定，因此便一同到了北京，进行实地考察。司徒雷登接受校长职位后，校董会提名卢斯为副校长，“但在纽约的董事会却反对。我给纽约回了封信，附上一封辞呈以示威胁，但对方仍然不批准，连个建议都不给。我把所有的理事都叫去北戴河，把我和纽约来往的信件拿给大家看。理事会立刻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寄往纽约，最后董事会终于妥协了”！司徒雷登事后回忆说：“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亨利·卢斯博士可以算得上是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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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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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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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的到来，使司徒雷登稍稍可以从令人头疼的经费问题中抽出身来。此时，另外一件决定燕大发展的大事正等待他来解决，那就是要为学校寻找一个适宜发展的校址。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简略地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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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条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那块地原是满洲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在那里建有夏令别墅和祠堂。我们熟悉的一位官员说，他愿意帮忙为我们买下这块地皮。我向董事们和理事们提出了这块场地，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次年夏天我去陕西省城见了陈督军。这位陈督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以六万大洋将地产卖给了我们，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开初买了四十公顷，过了些时候我们又在附近买了些荒废的园地，结果总面积达到了原来的四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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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燕大新址的选定和购买过程，并非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这般轻描淡写可以说尽，而是极其复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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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斯诺《西行漫记》中屡屡提到的“王牧师”董健吾(3)的一篇遗著里，对于司徒雷登这段经历的叙述却颇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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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董健吾到陕西西安去接办中华圣公会所办的西安中学时，司徒雷登找到了他，托他和陕西督军陈树藩商量，是否可以将陈在北京所置的产业勺园，割爱让予燕京大学作为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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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董健吾回忆，司徒雷登那次赴陕，准备了20万美元的巨款，决心买下勺园，扩展燕大，以便能使它赶上美国哈佛、英国剑桥的声望。经过董健吾与陈树藩联系，陈答复说购买勺园是为其父晚年养老之用，他难以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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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在那一年中，董健吾常于晚间同陈树藩的父亲一起去易俗社听秦腔，并和陈父、易俗社创办人李桐轩三人结为忘年交，来往频繁。于是，司徒雷登就“怂恿”董健吾找了李桐轩约陈父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