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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痛饮三杯之后，李问陈父：“柏生（陈树藩别号）为你在北京购置的花园别墅，现在谁在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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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父说：“我不去住，柏生不去住，只有雇几个园丁，打扫清洁，保护树木，费用倒不少。不如卖掉它，倒去掉我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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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卖掉它呢？”接着就告诉他，燕京大学校长最近亲自到西安，要与勺园的主人见面情商，可否让给燕大作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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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父表示，可以与其子协商，但说“价格方面，对方知我们的购价是20万银子，实际上外加中间代笔和两年的保养费等，合计起来将近30万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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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他的口气，似有成交的希望，即去找司徒雷登。他听了，一连说了几声“好极了”，还说：“我理想中的交涉能手毕竟是老弟，我深信你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把钥匙，将我成功之门打开了。”不久，传达送来两份陈督军的请帖，一份给我，一份给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认为，今晚大有成功之望，因为他已从美国募到一笔巨款，除付园价外，还能建筑几座华丽的校舍和教授的住宅，不怕卖方开价高，但恐不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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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六时，董健吾带领司徒雷登到了督军府。宾主相见，即入席会谈，李桐轩和成德中学校长董雨麓也被邀出席。陈致欢迎词后，司徒雷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用漂亮的京腔表达了来意和谢忱。此时陈父出来，大家纷纷起身打招呼，打断了司徒雷登的外交仪式。重新落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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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督军开始发言：“我购置勺园，是作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绝无出让之意，也无谋利之图，有朋友劝我价让燕大，这是违反我聊尽孝意的初衷，我们坚决不肯，毫无商量的余地……”（司徒雷登听到这里，双目对我瞪了几下，非但表示惊讶，而且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料督军继续讲下去的是：“我遵照家父宏愿，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司徒雷登听到这里，真是出乎意外地高兴透了。但陈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要求司徒雷登博士答应我三个条件：1．在燕京大学内要立碑纪念捐献勺园的家严；2．要承认我在西安所创办的成德中学为燕大的附属中学；3．成德中学有权每年报送50名毕业生到燕大上学，一律享受免费待遇。”司徒雷登迅速地站起来，向督军和到席诸位行了一个旋转式的鞠躬礼，然后开始演讲，说他们的业绩值得他不但在中国赞扬，而且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也要广为宣传。陈督军和尊翁将可爱的勺园赐给燕大为校址，此举意义极大：一来纪念了尊翁，二来提高了成德中学地位，三是使寒苦学生得以深造，四是促进了燕大的发展。“为善最乐”，今天督军和其尊翁所行的善举，一举四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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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司徒雷登没花分文，不费吹灰之力，就巧取了宏大华丽的勺园，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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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健吾的叙述里，一个栩栩如生的“中国通”形象跃然纸上。与司徒雷登的回忆唯一的出入便是最后的成交价格，在司徒雷登的回忆中，“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而董健吾的回忆却是“司徒雷登没花分文”。除此之外，董健吾的叙述大多是可信的。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心思的缜密，他必然是先了解到陈父喜好秦腔，然后选择了同是秦腔迷而又与陈父交往频繁的董健吾作为切入点。而在之后的募捐岁月中，司徒雷登多次采用类似的方式，为燕京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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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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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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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确定下来之后，燕京大学还要在盔甲厂度过6年的时光，等待校园建设完成之后才迁到这里。如今燕园犹在，只不过主人换成了北京大学。到过北京大学的人，对于校园的美丽一定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众多燕京校友的回忆中，没有更换主人之前的燕园，比现在要美丽许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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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评价的吧。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起校园的建设，不无得意地说：“后来几十年，无数游客都跟我们夸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这样的恭维话听多了，连我们自己都有点相信了。”而1988年翻译出版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则这样评价：“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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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美丽的燕园，出自何人设计？首席设计师还是司徒雷登。在设计之初，司徒雷登就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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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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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之所以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除去他自己常常说到的“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时代的因素。尽管燕京大学合并成立的直接因素是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但是自义和团运动之后一直到1920年之间，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平静，甚至由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还享有某些特权保护，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当时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脱节。或许是出自义和团运动的教训，那时教会大学虽然也开始具有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但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只要能传达出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按杰西·格·卢茨的说法就是：“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使命的一个方面。”但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序幕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启的，“无论是作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还是作为标榜科学、民主与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都必然要冲击到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基督教”。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主张强化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城市具有普遍的号召力。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不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变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为了适应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迅速发展的政治局势，教会大学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形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文明”的基本导向，对建筑形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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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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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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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把司徒雷登的意图变为现实的，是教会大学建筑史上的代表人物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墨菲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清华大学的扩建工程，清华第一个校园的总体规划就是由他制订的。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雅礼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建筑和规划，多数出自墨菲之手。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21年之后，墨菲还曾经接受时任广州市长孙科的邀请，完成广州市的城市规划，并于1926年得到批准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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