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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司徒雷登的自传写成之后，请胡适作序，胡适在序言中专门提到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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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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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煨莲）先生（1893—1980），燕大文理科长、历史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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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芳先生（1891—1947），燕大神学院院长、宗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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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我在北京大学既与燕京大学为邻，对他的成长一向非常关心，我相信司徒雷登领导燕大成绩那么可观，主要有两个原由。第一，因他与同人建立这伟大的学府一切有机会从头做起，包括校舍的设计建筑，让这中国十三个基督教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学府，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第二，因燕大成为一个中国本色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大的本国学术表现得尤其优越，这是在基督教大学中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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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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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洪业与刘廷芳相识于美国，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二人成为朋友。刘廷芳受聘燕大之后便致信还在美国的洪业，告诉洪业他正在一所创立不久的基督教大学任教，该校的校长司徒雷登将到美国去，并且亲自拜访洪业，聘他做该校教员。刘廷芳劝说洪业回到中国与他一起把大学搞好。不久之后，司徒雷登来到美国，与洪业一见如故。洪业当即答应受聘燕大，担任燕大的教会历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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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燕京大学的发展史上，有无数的人士为她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但司徒雷登、刘廷芳和洪业，可以说是三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尤其是在燕京发展的初期。陈毓贤在《洪业传》中也曾经说到：“1923年到1926年燕大主要是由司徒、刘、洪三人主持。”这是相当准确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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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燕大的财政情况，请参考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另据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回忆，当时的资金情况是4个布道团的管理委员会各自提供了5万美元，全部用在了购置和修建准备用作校址的零散地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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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经参与筹建燕京大学并担任过燕大房地产委员会主席的高厚德，在其所著的《燕京大学史》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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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0日，在大学董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房地产委员会主席高厚德报告情况说：委员会已请求各方面予以介绍，谈到有一块地产在城内西直门附近，其他的则靠近海淀。董事会指示委员会要继续寻找，但应避免分割的或不连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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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寻址工作持续下来——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往后几个月，地产委员会成员经常伴随司徒雷登访问郊外各处预想中的校址。一些职位显要的中国朋友也乐意参与其事，而且常常显得事成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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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最初几个月，位于西直门公路旁属于中央农业试验站的一部分土地引起了注意。它与万牲园毗邻，在公园和作物园附近，那里正在计划布置花草，有林荫小路和一些池塘，具备中国式的景观。它虽然属于中央政府，但正在辟为一个公园。一位高级官员促使司徒校长和董事会签订合同，作为建校地址。这个主意不错，但没多久，我们又不得不继续寻找其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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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季节，董事会讨论过三个不同地点：其一是西北城角外一英里京绥铁路以东，那里已有两个单位准备购买，但这地区附近，另有一百多公顷或多些土地，有铺保就可以签协议让给学校。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对司徒来说，正是渴望得到的，因为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希望。于是便签署了协议，不仅要花一笔可观的钱，还要有城西北一个大银号作担保。后因当地官方告诫其下属说这不完全合法，于是只好撤销协议，退了款。这件事使校方懂得了以后买地皮的事要更慎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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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处谈判是在1920年夏季开始的，是紧靠海淀东北面的一座清朝亲王的园地，距北京西北五英里，外国人叫朝鲜园的，因其曾租出一部分做养牛场。它虽归属于一位清朝亲王，在北京外国银行中却有很沉重的抵押。这块地不足大学所需，并且要价过高，董事会遂放弃了这个计划，希望要价低些或地界扩大再议。后来这块土地还是到了学校手中，用于农学系的试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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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看到的第三个希望是另一位亲王的园地，位于上述园子的西北方，相距不到一百码。这个园子大些，而且具有处在由城里通往颐和园的公路边上的优点。第一位使董事会对这一地产给予关注的是王志襄，这位高级官员在议购农业试验站时曾遭受失败。据说这块地最近已被或正要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去。北京的一位居民邓孝科可以促进此事。经打听，董事会得知邓当时正在上海，因为在夏季董事会是无法进行这个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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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地，董事会在10月5日突然接到邓先生一封来信，他作了自我介绍，表示可以通过少数中间人直接与校方代表接触。这封信关系到他如同是地产所有人似的。第二天，校董事会便打电话给他，并开始了洽谈。结果是董事会决定以六万银圆的价格购买这块地皮，在此基础上于10月15日与邓签订了协议，并在北京花旗银行分行交了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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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事情发生了，从而使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从睿亲王那里买到了这块地产，并献给他住在天津的父亲陈佩耀，陈父又不知何故卖给了邓。中国官员们当然友好地希望帮助学校获得这一地址，他们之中的王志襄和张朝忠将军一方面不满邓越过他们直接讨好校方，并得到比从陈父那里多得多的价格；另一方面陈树藩愿意做件体面事，所以向邓表明他要改正项目的转让。据此，经协议邓退还了产业的手续，而后由陈父将之改为转让给校方的永久性契约，报酬为四万银圆。由于陈树藩“所行善举”，校方也给予他一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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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许多有关协定签署了。11月8日，校方开会，参加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和房地产委员会成员，天津、北京的中国名流、高级官员、学者、商界人士，作为有关证人在契约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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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转让手续完成了，燕京大学从而拥有了她的永久校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