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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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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健吾：《关于司徒雷登的一段回忆》，原载1988年12月21日《文汇报》。《文汇报》在《编者的话》中说：“文章的作者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颇有名声的，他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王牧师’。此文是作者在晚年寂寞中所撰写的一篇史料性极强的忆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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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4年至2006年间，笔者进行燕京大学人物口述时，众多燕京校友回忆时都曾提及这一点。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侯仁之先生，当年侯先生与笔者在如今的北大校园里漫步，侯老边走边向笔者介绍校园内各处过去是何等模样，当时侯老还表示：“哼，哪里像现在（这样）？”说完似乎觉得不妥，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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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纳丹尼尔（Nathanael），通行的中文《圣经》译作“拿但业”，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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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艾德敷：《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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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傅泾波其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拙文《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载陈远：《消逝的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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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详见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关于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的三条约定，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具体是：（1）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2）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3）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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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1924年至1936年间，这一计划先后在天津、沈阳、哈尔滨、大连、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等地展开，在每个城市都建立了一个对燕京怀有良好愿望的人组成的核心。加入这些核心的有：进步党理事孙洪伊、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中国商会主席虞洽卿、上海银行经理陈光甫、大陆银行经理叶薰、惠中银行经理杜月笙、浙江省省长夏超以及孔祥熙、蒋介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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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廷芳：浙江永嘉人，系第三代基督徒。目前，关于刘廷芳的资料非常少且不完整，据复旦大学教授徐以骅统计，其资料主要可参见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2卷；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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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刘廷芳：《训练中国教会未来的领袖》，载《教务杂志》第52卷，1921年3月；刘廷芳：《使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载《教务杂志》第53卷，19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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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1907年受洗加入基督教监理会，191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之后任宗教学院院长长达20余年，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灵魂式的人物。刘廷芳曾经评价赵紫宸说：“我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却正在这时期中成功，这便是请赵紫宸加入燕京宗教学院为教授，继续我开始而未成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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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三章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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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财源为燕大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燕大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其财源的充足。更为关键的是，在司徒雷登出掌燕大之后，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几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我们在考察这一转变背后的逻辑时，依然可以看到其内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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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笔者在开篇第一章中叙述的那样，在燕京大学的起源时期，作为其前身的三所学校——华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根本目标，是为基督教服务，而非为教育。经历义和团运动之后，尽管传教士们开始反省办学宗旨，但是孕育时期的燕京大学，在整体方向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直到1919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司徒雷登对燕大的办学宗旨又作出更进一步的改革，把办学目的从以前的摸索阶段明确化，才使燕京大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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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如此写道：“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站在事后研究的角度，众多学者把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确立的办学目的众口一词地总结为基督化（或曰宗教化）、学术化和中国化。(1)这种总结固然没错，也符合司徒雷登自己在事后回忆时的表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司徒雷登执掌燕大之后，燕大的办学宗旨和风格也非一蹴而就，更非无源之水。它既是面对不断转变中的中国时局作出的相对的适应和回应，也是对之前传教士教育家们的继承与发展。更加需要指出的是，燕京每个时期的办学目的，也和当时中国形势以及世界局势息息相关，因此，本章更愿意回顾一下燕京起源和孕育时期的办学目的及其转变，以便读者在之后读到燕大每个历史阶段办学目的转变时，对其内在脉络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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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19世纪初传入中国，适逢中国面临千古巨变的噩运，西方国家携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以压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国的大门。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5年，在外国压力之下，在中国一向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同样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基督教自动受惠。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在外国领事的保护之下，得以毫无障碍地在各处传教，并自由地建立基督教各项事业。1860年之后，传教工作飞跃发展，大量传教士来华，教会学校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起来，如刘广京《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所说：“至19世纪末，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传教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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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之前的印度经验，美国公理会从一开始就呼吁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教育工作上，有的美国传教士甚至指责在中国的传教士只顾世俗的教导，而缺乏直接的传教。然而，只有身处中国的传教士们，才能切身体会让生活在一个有着上千年儒家传统的国度中的人们信仰上帝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为此，潞河男塾的校长江戴德对教会的劝谕作出了抵抗。他同意来华的目的是宣讲基督的福音，但是信众每天很难抽出时间来听讲福音。对他们来说，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使信众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在一起，听宣道士们的讲道。因此，他坚持要维持学校教育，但同时表明从属于直接宣教的目的。1870年初，谢卫楼加入了中国宣教的行列，与江戴德一起工作。最初他热衷于直接宣教，但是经验告诉他，向群众直接布道，就好像在水中撒种，很快就漂流而去，不能生根、发芽，无法培育一些真正的信徒。这样的现实让他的兴趣转向了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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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争议之中，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在大会上，备受讨论的文章是狄考文的《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狄考文所说的内容，正是困扰江戴德和谢卫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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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学校的目标在教导学生思想、道德及宗教三方面，不但使他们相信基督教，并且在信主后能够成为上帝有用的工具，保卫并发扬真道。故学校必须同时教授西方科学及文化，并使学生在体格和社会性上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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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让谢卫楼感到吃惊。他本来在会上想听到人们对于教育工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却没有想到狄考文对教育工作那么乐观。尽管谢卫楼已经把兴趣转到了学校教育上，但他总觉得有其危险性，因为经验告诉他，“世俗教育不会带领人更接近耶稣，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异教徒比一般异教徒更难接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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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楼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传教士的观念，在那些传教士看来，宣教工作、拯救灵魂比办学校更重要。他们觉得如今的教育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今后应该注意的是如何作有效的直接布道。狄考文的观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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