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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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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和刘文瑞今天在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礼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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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行婚礼牧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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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婚人：范源濂、张伯苓、金邦正、韩安、陶孟和、刘廷芳、曾国治、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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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毕，便全体到刘廷芳家里茶话，来宾可自由和新人谈话，随后照完了相，便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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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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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校长（右）和陆志韦校长合影。他们是燕大主政时间最长的两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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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报道虽短，却透露出燕大里不少的人际关系。陆志韦受聘燕大是受司徒雷登之邀，而陆志韦与司徒雷登的相识则正是通过其内兄刘廷芳。在燕大之内，还有陆志韦早年的东吴大学同窗加挚友赵紫宸。可以说，陆志韦来到燕大，颇得人和，这可能也是司徒雷登属意他出任燕大校长的原因。1934年周贻春离职之后，1927年入职燕大的陆志韦开始出任燕大校长，开始了他与“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的司徒雷登的搭档生涯。尽管陆志韦答应只代理一年，但事实上一干就是三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为了应付日军的骚扰，才由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和校务长两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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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出任燕大校长的时间虽然前后长达十年之久，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燕大校园里依然是司徒雷登大权在握。1946年6月24日，陆志韦在给司徒雷登撰写的祝寿词里隐约表达出了这种情形：“燕大内部的人事，芝麻绿豆的都轮到他管。”“他也喜欢管，所以越管越多。”这样的情况常常令陆志韦这个校长的权威受到挑战。1936年寒假，研究生院学生李秉德回家乡河南过年，由于要参加开封教育实验区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下学期开学时不能按时返校，便给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陆志韦写信要求请假一周。当假满返校注册时，教务处办事员却说：“你迟到了六天，应缴每天一元的罚款，共六元。”李秉德回答：“我已向陆志韦先生写信请了假。”办事员说：“陆先生没跟我们办手续。”李秉德只好找来了陆志韦，向办事员证明确实是请过假的。但办事员仍然不买账，非要陆志韦回去拿请假信，并在信上签名批准同意。陆志韦无可奈何，只得回去找来请假信，并在上面认认真真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不过随着陆志韦和司徒雷登两人之间的信任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后，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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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是司徒雷登之外对燕大影响最深的校长，如果以校长作为燕大历史分期的标准，燕大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司徒雷登时期、梅贻宝时期和陆志韦时期。其中梅贻宝时期之后我们会在成都燕大时期专门叙述。而陆志韦真正掌校的时间，其实是从中共接管北平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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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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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六、燕大中国化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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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燕大和其他教会学校的中国化，表现为一种外来文化系统为了适应客观环境需要和人的主观认识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不过，我们在考察燕大中国化的过程时，需要注意到的是，燕大的中国化，并非只源于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些外缘条件，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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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5年，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首先提出建议，由中外教育家共同对中国教育情况进行考察。1921年秋天，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委派该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的神学教授巴顿（E. D. Burton）(16)率领调查团来到中国。调查团共有16名成员，其中英美代表13人，中国人只有3名，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教会代表，是调查团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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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到12月中旬，调查团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对中国30多个主要城市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研究和评价之后，巴顿调查团得出结论：为消除中国新式学校带来的威胁，使教会学校保持强盛，对中国现有的教会学校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同时，巴顿调查团提出了改革的三个原则——教会学校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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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调查团关于教会大学要更加中国化的建议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议，尽管有许多中国基督徒认为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是在许多传教士看来，教会大学已经太中国化了。这一观点在教会大学内部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如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表示反对，但也有不少教会大学表示支持，其中以燕京大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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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其自身的总结观点以及跟着调查团走南访北所掌握的许多关于教会教育的第一手资料，都使司徒雷登对巴顿调查团的报告表示出了高度的认同，也使他对燕大之后的办学方针有了明确的答案。因此，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司徒雷登宗教以及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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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出生于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5所学校并出了5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这是司徒雷登从事教育的渊源所在。同时，这个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五代人中共有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美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即使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不多见。不过，出生于中国并在这里长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后，并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祷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当司徒雷登跟随父亲上街布道时，他看到的是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这让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大打折扣。十一岁之后，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而父母则回到中国继续传教。由于是传教士的儿子，在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享受周日生活乐趣的时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却不得不步行几里路到城市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这一切让司徒雷登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倦和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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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经历了犹疑与彷徨之后，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踏上了传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来华传教的那段时期，美国教会中“现代主义”传教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日益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分子的传教工作，注重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同时，司徒雷登从父亲一生辛苦传教却无所作为的结局中，看到了狭隘的老一辈传教士的不足，使他认识到“基督教不是永不进步的，每一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解释”，之后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他形成了笃信基督教教义的世界观和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折射在他日后主掌的燕京大学里。在燕京大学刚刚组建的岁月里，像博晨光、步济时、艾德敷等燕大元老，都有着与司徒雷登相类似的宗教观点。他们这样的观点，使得燕大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与中国的冲突比其他教会大学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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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五四之后中国的变化也在让越来越多传教士的观点发生转变。任职于燕大的美国传教士易文斯（Robert K. Evans）在《生命》杂志中，曾这样说到自己在燕大成立前后思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