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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早年来华传道的经验，我现在可以把我自己的地位比往昔看明了了许多。……我来给他们做牧师并没预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曾问如我这样的人才他们是否需要，我竟来到他们中间，行使了许多过分的职权，这实在是可羞愧的。一个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教会内任意行使教政上的权威，无论其是否得本地教会的同意，结果便是把中国信徒的活动力摧毁。所以……引起极大的反感……我们唯一的职务是服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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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教士们思想转变的原因是中国外在环境的变化，但是燕大校园中发生这样转变的传教士数量越多，司徒雷登因为推行中国化而受到的差会方面的压力就会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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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考察燕大中国化的内在理路，不能忽视在燕大组建初期就供职于燕大的那些中国基督徒领袖，他们对于西方教会传教政策的批评，形成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侧翼，尽管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令他们在批评教会的目的上与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不尽相同，但由于他们与西方传教士联系密切，因此反倒能起到其他批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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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中国基督徒普遍认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缓议此事。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对于教育权属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并不排斥，认为“收回教育权一事，吾人对外国人所办之学校，宜有此言”，甚至认为反教人士以国家主义为前提，攻击教会学校，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也“固大有可表同情之处”。在燕大的中国基督徒领袖中，吴雷川在收回教育权问题的主张上是比较鲜明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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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的会议召开之后，吴雷川认为那是“中国学界对于教会学校最后的警告”，因此敦促各教会学校应联合召开特别会议，对办学宗旨重新设定，尊重中国主权，本着基督教社会服务的精神，注重国文教育，力求改进。五卅运动之后，国人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发生冲突并集体退学的情况，吴雷川急切地向基督教界呼吁教会学校应该向政府立案，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教会学校的校长请华人信徒担任，学校规章都遵守政府要求，校中经费仍由教会提供，以教会私立的名义立案。1925年，中国政府公布了明确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的立案标准之后，吴雷川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指出燕大所关心的问题“不在现时外国人肯否立案，而在立案后中国人如何维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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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身处燕大的中国基督徒领袖们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主张，但是在思想和态度上则无疑是积极推进的。比如刘廷芳就认为，“关心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个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知识水平日渐高涨的年代，基督教教育需要作出重整，才能发挥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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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燕大的中国化之路，既有外缘环境的压力，也有其自身对外界适应的内在逻辑。在中国政府注册之后的燕大，不再完全是外国式的、根在外国的西方教会的一部分，而是开始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此时的燕大，从差会暂时的使命，变为中国本土上永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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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证明这个论断的数据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已经占到中国大学在校生总数的80%。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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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西方的传教士教育家无时无刻不在为了适应中国时代的需要而改变，但一直到20世纪初叶，教会大学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教会大学与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办学目的上的不同——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直至20世纪初依然是以宣教为主要目的，而国家所建立的学校其根本宗旨是为了服务国家与本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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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廷芳的文章认为，该篇文章“有三样特色：（1）这是一篇很好的白话文，措辞很清晰；（2）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凭意气，（3）从头至尾偏执激烈。不讲理性；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这篇文章是要反对基督教，因此反对基督教的产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但反对的论调，是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不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切实具体的研究和由研究后细心精确的批评”。载《生命》第2卷第7期，19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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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徒雷登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刘廷芳是燕大神学系教授，之后先后出任神科科长和宗教学院院长，高厚德为燕大教育系主任，步济时为社会学系主任，博晨光则是第一任男子学院院长，洪业是历史系教授。后来成为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的吴雷川也是证道团的成员。以中西成员合计，三分之一以上的证道团成员都是供职于燕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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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甚至在燕大组建初期，学校的许多重要决议都是在证道团的例会上作出的。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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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4月24日的会议记录也有相关记载：“由于本市的恐怖问题，会上任命Gibb先生等三人组织安委会。”载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会议记录（1921年10月—1923年11月），北京大学综合档案，YJ21001，转引自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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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23年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在之后的岁月中，这种评价对教会大学影响深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起步之时，这种论调还充斥于各类研究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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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在这篇文章中，余家菊对教会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文章开篇，于余家菊以饱含民族主义感情的笔触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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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州圣三一学校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由于受国立学校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会，以促进学生自治，并着手准备举行国耻纪念。该校校长（英国人）获悉此事之后，立即严厉制止，并警告学生：“未得我的同意，敢擅自发起组织学生会！”学生质问理由，他回答说圣三一是一所“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徇你们的情，听任你们中国人自由”。为了防患于未然，校方决定提前于4月9日放暑假，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禁止在校内集会，并且开除了几名比较活跃的学生。这样的举措激怒了学生，学潮很快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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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于1921年12月23日，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个团体合并改组而成，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等教育界名流都是该社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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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会通过的议案中陈述了关于取缔外人在华办理教育事业的理由如下：（1）外人在华办学侵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2）外人在华办学有违中国国民教育之本义；（3）外人在华办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4）外人所办教育不符合中国的教育标准。基于此，大会认为外人在华办学弊害甚多，因此“亟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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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在齐鲁大学，为了促使学校早日向中国政府注册，学生们在1929年秋冬之际两次举行罢课，1930年1月7日，齐鲁大学被迫关闭，后来在南京政府的调解之下学校才得以重新开课；而圣约翰大学在校长卜舫济的坚持之下，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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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胡适认为的教会大学的另外两个难关分别是“新起的理性主义趋势”和“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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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艾德敷：《燕京大学》。托事部收到这一声明和其他声明之后表示满意，并于1926年4月13日作出了如下决定：“投票通过：在充分考虑了燕大校长的信件和其他来自中国的通信，并且理解了教育部第五条规定与燕京大学执照第二条所规定的大学宗旨并无冲突之后，燕京大学托事部同意向教育部申请大学立案。”在美国托事部作出这一决定之时，远在北京的司徒雷登还在等待托事部的决定，所以在5月时司徒雷登还在致信托事部方面陈述立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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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辛亥革命后，美国联合通讯社曾聘司徒雷登为特约记者，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情况和形势发展。这段经历让司徒雷登结识了孙中山、蔡元培、王亮畴、周寄梅（贻春）等政界人物，也是其涉足中国政界的发端。参见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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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后来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巴顿，被认为是美国宗教教育界思想激进的代表人物。1919年，他曾以芝加哥大学远东教育考察团成员的身份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教会组织和学校进行过调查。回国之后，巴顿对中国教会学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顿认为：在中国办教育，首先应该考虑如何使教育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特殊需要，而不是照搬外国；教会所提供的教育应该渗透基督教精神，但不能因此把教育作为传教的工具；外国教育家应该积极参加中国的教育活动，但最终掌握中国教育的，还是中国人；教会学校应与政府办的学校和睦相处，结为伙伴，而不是在数量上一比高低。巴顿的观点代表了现代派传教士的教育理念，因而受到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尊重。在燕大的发展过程中，巴顿对司徒雷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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