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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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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凯（1911—1965），语言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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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与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主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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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所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相互组稿，也可以向外班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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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为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讨论会，或是做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觉得“师”与“生”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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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为美日暂时还没有开战，作为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可以免受日伪的管制，因此没有随其他大学一起南迁，而是留在北京继续办学。此时的国文系系主任依然由郭绍虞担任，为了使沦陷区的学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全系师生组成了“国文学会”，每隔一两个月请老师作一次学术报告，并且正式出版了《文学年报》，发表老师和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成果，可惜在出版7期之后就随着学校被关闭而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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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是国文系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教授，他的一个可贵尝试是要求学生在读有关赋、诗、词、曲和散文的课程时都要随班创作，在日伪占领北平时依然如此。各位老师要拿出不少心血和时间来批改作业，而学生则要在实践中检验听课的心得。那一时期，王世襄的《鸽铃赋》使刘盼遂教授十分赞赏，杨敏如的词作则得到顾随的青睐。郭绍虞还曾经组织几个已毕业的学生成立了一个“文章病院”，从学生的创作里找出语法中容易搞错的词语加以整理，这项工作对后来风行一时的语法修辞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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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迁址成都之后，国文系主任开始由马鉴担任。马鉴是国文系的元老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就曾经担任过系主任一职，七七事变后离校南下，此时又开始与梅贻宝共同筹备燕大的复校工作，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尽管行政工作很忙，却没有中断系主任亲授大一国文这一传统。初到成都之时，师资严重不足，开始学校采取了允许跨系听课和到华西坝华西协和、金陵、金陵女大、齐鲁四座教会大学选课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几位大师级的教授受聘到燕大担任客座教授改善了这种状况，其中受益最多的就是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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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燕大担任客座教授的大师中，陈寅恪、李方桂、吴宓、萧公权被戏称为燕大的“四大名旦”，代理校长梅贻宝为聘他们到燕大费了不少心思，直到晚年梅还认为这是其主持成都燕大时最重要的贡献。其中陈寅恪、李方桂和吴宓都是跨系开课，陈寅恪为国文系开的是“元白诗”，李方桂开的是“语言学”和“台语系研究”，吴宓开设的则是“人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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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燕大立即着手回北平复校。此时期的国文系主任由高名凯担任。这一时期面临的问题与成都燕大如出一辙，教职奇缺，学校采取了与成都燕大同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林庚、孙楷第先后受聘来到国文系，系里的师资开始逐渐增强。不过，四年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了，燕大在政权更迭之后进入了一系列运动之中，周扬、丁玲、老舍、何其芳等人被请来国文系作报告，课程也相应作了调整。1952年燕大在院系调整中不复存在之时，14位专任教师成为燕大国文系最后一批教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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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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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同样成立于建校之初，到1924年已经初具规模。担任历史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是齐思和，但是对历史系贡献最大的系主任则当推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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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洪业回国到燕大任教，他如此回忆他在燕京第一年历史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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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最美好的一面就是大多数的传教士及一些中国教授对学校的前途比对自己的名利重视，我到达之前，历史系主任及系里唯一的教授是菲力·得·华加思（中文名为王克私），是个瑞士博士。但我还未到校之前，他已建议把我升为副教授而且要我当系主任。我们两个人中应教中国历史的自然是我，但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便要司徒雷登与行政委员会支持支付一笔款来聘请一个真正的中国历史教授——王桐龄，他不肯来燕大，却推荐了一个学生，常乃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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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乃惪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的台柱，在学术上也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学派”。但洪业对常乃惪的印象不好，常乃惪也觉得自己不受赏识，所以在燕大教了一年便辞职了。这让洪业在晚年回忆起来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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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一门任何学生都可以选的历史课，是大家觉得好玩的课，我跟学生说：“你们在我班上可以随意睡觉，但我包你睡不着。因为：第一，我的题目很有意思；第二，我讲话很大声，你睡也睡不着。考试的时候，我不问什么人、何处、何时的问题，我要问的是如何与为什么。读历史得知道时代趋势、社会制度。如何与为什么是汁浆，其他都是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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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讲授注重历史感，他要求学生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周之内交出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是谁？”，内容包括学生的姓名、是否有其他名字、何地人、父母在不在、干什么行业、祖先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家族渊源如何、有没有族谱、如果有在哪里保存等。第二件事是要求学生写一篇出生地历史的文章。这不仅使学生受到了很好的训练，而且使得学生家长对此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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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早期的课程以西方历史为主，中国历史方面只有“国史鸟瞰”、“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等。当时历史系学生不多，1924年本科在校生只有17人，而当年毕业于历史系的学生则只有杜联喆一人。杜联喆在毕业之后又考入历史系读研究生，1926年获硕士学位。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她的丈夫房兆楹也是燕大学生，就读于国文系，伉俪二人因为在汉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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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迁入新址之后，在洪业的主持下，以极大的魄力扭转了前期注重西洋历史、重西方教师的办系方针，并运用他的学识以及国内外著名大学培养的阅历和眼光，为历史系规划出了以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重点发展汉学研究、中西历史兼顾的新方向。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历史系发展一直非常稳定，开设课程的总数多达80种。看看当年著名的课程及任课教授，便可想见历史系阵容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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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书之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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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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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桐龄：国史鸟瞰、东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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