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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沿教学区向东，是一带蜿蜒起伏、丛林密布的丘陵，从丘陵中穿行，前方是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未名湖。曾在燕大任教的钱穆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为它命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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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大感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坐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分占一楼，此诚君之大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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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南面的小山坡上有一处翠竹环抱的三合院建筑，这是司徒雷登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1929年燕大创建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毕业于燕大、之后又在燕大任教的冰心给它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冰心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遂请在座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了‘临湖轩’三个大字，事后制成匾悬挂在大厅”。不过，这座庭院司徒雷登没有一个人独享，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所庭院就成了燕大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为燕大的“大家长”司徒雷登祝贺生日。就在燕大迁入新校园那年的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里离开了人世，她的墓地成为燕大校园里的第一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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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湖轩推窗北望，湖对岸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六栋男生宿舍。而沿着未名湖向南越过丘陵丛林，在校园中部的绿荫丛东面的，就是钱穆回忆录中所说的适楼（今为北大对外汉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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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经历了十年发展的燕大，始终还没有一个机会正式宣布它已经发育成熟。如今，它已经定居在新校园里，并且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这支教育界的新生力量开始准备举行它的“成年晚会”了。燕大决定在1929年10月1日举行新校园落成典礼和正式的开园仪式。10月5日早晨，校园的楼阁开放，供人参观，下午是运动会，会上表演了特别的运动操，向三位来自美国的客人致敬。这三位客人分别是：捐款修建男体育馆的华纳先生（Franklin Warner）和准备捐款修筑女体育馆的鲍伊德夫妇（Mr. and Mrs. William Boyd）。当天晚上，学生自治会还举办了招待会。7日晚上有一场盛大的戏剧演出，演员中有著名的梅兰芳。8日举行的献堂式虔诚动人，首先是中华基督教会会长诚静怡牧师进行讲道，他是燕京大学这一校名的提出者，然后是司徒校务长宣读要奉献的建筑物名单，读完每组建筑物名单后，在听众的应和下朗诵刘廷芳撰写的献堂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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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的需要，我等敬献本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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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中华民国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等敬献本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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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灌输博爱的精神，培养基督化的生活，以求中华归主，我等敬献本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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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国际的亲善、人类的幸福，以实现天国临到人间的希望，我等敬献本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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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的开园典礼之前，身着盛装的学生列队游行。官员和来宾讲话以后，托事部主席华纳将一把金钥匙正式交给了吴雷川校长，象征着这些建筑正式开放，用于进行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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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初期因受校址限制没有走上正轨的院系建设，也随着新校园的建成开始加快速度。(2)当得知一个大学级别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有至少3个学院的规定后，燕大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意改组、任命委员会提出改组计划和通过改组报告的工作。这一计划在付诸实施时将大学本科的教学单位分为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3个学院。文学院由陆志韦担任院长，下设国文、英文、欧洲语言、历史学、哲学、宗教、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音乐等10个系。自然科学院之后改成理学院，院长由韦尔巽（Stanley D. Wilson）担任，下设生物学、化学、地理地质学、家政、数学、物理学等6个系。担任应用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是徐淑希，学院下辖3个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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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学科门类齐全，在校学生也成倍增长，其发展速度在国内大学中极为罕见。(4)尤其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之后，燕大将学科设置的重点放在了文科方面，成绩斐然，早期曾经反对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的胡适后来如此评价燕大的文史水平：“教会大学注重中国文史的教学，在这方面，燕京大学也是最成功的领袖。……与哈佛大学合作，提倡中国文史研究，吸引的中国学者更多，渐渐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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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择其要者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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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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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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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系始建于1919年燕大成立伊始(5)，是最早设置的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陈哲甫，据今见文献1923年至1925年在任，主持古代文学教学，另由周作人代系主任，负责教授白话文学。1926年吴雷川应邀至北京，国文系主任开始由吴雷川担任。吴雷川虽然出身翰林，但由于有从事教育的经历，在其主持之下的国文系并不歧视新文学和新思想，而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并重。当时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既有马裕藻讲经学史，又有周作人教授现代散文；既有钱玄同讲音韵学，又有马鉴教笔记文学。新旧文学在这里双荣并茂，不偏不倚，学生们可以凭自己兴趣自由选择。吴雷川亲自主讲大一国文，自此系主任主讲大一国文成为国文系的传统。当时大一国文的教材由教师自选，作文题目则由学生自拟，无论白话文言，每周一篇，吴雷川以端正小楷为学生一一批改，深受学生爱戴。另外，吴雷川比较注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融合，按照学校规定，国文系学生除本系课程外，还必修外语，国文系不少教授也都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中西通才。许地山、冰心、熊佛西等之后在中国的新文化事业中作出斐然贡献的文学大家，都是国文系这一时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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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之后，郭绍虞担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系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郭绍虞继承了吴雷川的传统，亲自讲授大一国文，旁征博引，板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使一年级学生初到高等学府就如“在万顷源泉内饮到清冽甘甜、沁人心脾的琼浆”一般。那时国文系的课程有刘盼遂的音韵学、容庚的文字学、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及中国文学史、董璠的魏晋诗歌、刘节的经学、陆侃如的小说史以及顾随的诗词。顾随的诗词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在课堂坐满之后，往往还有学生搬来椅子坐在屋角和门旁倾听，外语系系主任、英籍教授谢迪克（Harold E. Shadick）还专门坐在课室里系统地学习顾随讲的中国戏剧史。顾随的课程有多精彩，我们只能从当年学生的回忆中领略了。当年的学生杨敏如如此回忆顾随讲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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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课在当时的燕大是出了名的“叫座”，而我对先生的课简直是着了迷。先生拖着病躯，夹着布包，缓步走进课室，以一双睿智而明锐的眼睛望望我们，亲切地对我们笑笑，就以略带河北家乡口音的低哑声调开讲了。先生开讲，不依程式，可以千种万端地“起兴”，引人入胜。凡书本上能查得到的作者小传、历史背景之类，他不肯在这些上面费工夫的；逐字逐句把词曲依注讲解，掰开揉碎，他也是不为的。为什么？他尊重学生的自学能力，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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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学生滕茂春也回忆到了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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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希望顾先生能逐字逐句地为我们讲解，不料他除了提出一些重点外，只抑扬顿挫地曼声朗诵辞句。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细心听进去，你就懂了；如果由我讲解，反而不能全面反映原句的精髓。”当时我很难理解这种别开生面的讲授方法，后来，随着课程的进展，逐渐领会顾先生的这种讲授法引导学生从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自己寻求作品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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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学术上的创造力，是顾随讲授的核心。杨敏如的毕业论文《韦庄及其词》是在顾随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顾随对她的论文不仅未加赞美，还给了一个低分，后来杨敏如才明白，顾随不喜欢学生只承袭他的观点而缺少自己的创见。顾随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燕大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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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熊佛西、冰心、许地山、郑骞、高名凯等国文系早期的学生也已经学成归来，开始在国文系任教，这些新人的到来给国文系带来了新鲜活泼的气息。曾在国文系执教十年的冰心这样回忆她给学生们上课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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