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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7年马歇尔奉召回国，便意味着美国调停宣告失败，就在马歇尔回国的当天，得知了这一消息的燕大校务委员会意识到这是他们热爱的校务长返回燕大的最佳时机，便立即致电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电文很短：“Yenching Needs You. Warmest Welcome.”（最热烈之欢迎——燕京需要你！）但当时正处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时期，身不由己的大使面对燕大发来的电文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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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名凯回到燕园之后辛勤教学，勤于笔耕，成为中国的语言学大师，在汉语研究领域具有独到之处。此外，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在教学之余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介绍西方文学的重要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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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徒雷登与北洋时期政坛要人的交往除与张作霖的交往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之外，均见于司徒雷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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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司徒雷登劝张学良改旗易帜的资料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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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9年7月30日，司徒雷登在写给纽约托事部的信中说，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是他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好的例证之一”。Stuart to Trustees，July 30，1939，Record of Yench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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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hilip West，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6. 关于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在华五十年》中译本的叙述为1927年，但各种资料显示，在张学良易帜之前，蒋介石和司徒雷登还未曾会面，本书采取Philip West著作中所叙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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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该书用英文写成，作者是曾任国民党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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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llington K. Tong，Chiang Kai-Shek，Taipei，Shanghai：China Publishing Company. 魏德迈事后对此也回忆道：“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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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沈昌焕原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4年转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成为政治系研究生，不久学生自治会选举，沈昌焕出人意料夺取了向来由左派掌握的领导权，锋芒大露。毕业后参加南京政府工作，长期随侍蒋氏夫妇左右，是蒋的得力近臣，迁台后历任“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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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笃义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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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龚澍于1933年考入燕大历史系，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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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八章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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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岛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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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标题灵感，来自饶佳荣兄的译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在此谨致谢意。本章先叙述战争中的燕京大学，革命中的燕京大学则留待下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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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争日本侵略者的序幕。而在此前的六年，日本军队已经巩固了他们在东北、热河、河北东北部以及内蒙古的统治，构成了一道防御俄国的屏障，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扩展他们所谓的“共荣圈”。为此，就要消灭蒋介石和国民党，或者将其作为傀儡。当国民党拒绝放弃任何中国主权时，日本人决定公开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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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营，士兵们不时地从燕京周围的路上走过，东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张铁路。”在侵略开始之后的几天里，有2000多人涌入校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在当时，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被关闭，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由于燕京具有美国和英国背景，尽管燕京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示威，“校长和校务长有一次甚至还带头上街游行”，尽管日本人把燕京视为他们前进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是并没有准备接收燕京，同样没有受到干扰的还有中法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创建的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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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军的侵略行为还是在燕园里引起了慌乱。那时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学校，群龙无首。文彬如在《燕大两次“校难”亲历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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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大家懒懒散散。没几天煤气断了，大家开始着了慌，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电也断了，那时就要影响生活了。有一天想不起是谁召集的留校人员会。会上先由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先生就英文报上的消息，给大家讲了讲形势。然后他以急促的口吻向大家征求意见，想想怎样保住水塔吧！他眼大，戴深度眼镜，嗓音洪大稍带沙哑，此时的气氛格外紧张、凄凉，大家似乎未曾意识到水塔的重要性，因此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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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很快回到了学校，他迅速在燕园里升起了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并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危险，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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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司徒雷登就预料北京迟早会落在日本人的手中，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燕大的去留问题。那一年年底，司徒雷登赴美国为燕大筹款时，就与纽约托事部同人会商，初步作出了燕大不南迁的决定，并致电燕大师生对他们留在燕园表示信任。电文指出：“托事部对燕京此后所采取之行动，将给予完满之合作与扶助。对司徒校务长在美时与托事部诸君所得之燕京决不南迁之决定，已经全体赞同。”同时《燕京新闻》也专门对此公开报道以稳定人心。然而，一旦中日开战，燕大留在沦陷区的这一决定还是引起了争议，燕大的去留问题再一次摆在司徒雷登面前。有相当一部分燕大师生对于这一决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抵制，一些中国籍教师和进步学生陆续离开学校，前往非沦陷区或投奔了抗日根据地。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当时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得知燕大还将继续在沦陷区办学的消息后，立即从伦敦致信司徒雷登，对其提出批评。费孝通指出，燕大的不关闭政策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会利用这件事宣传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大的美名。在成都的校友甚至联名写信，对燕大今后是否还能坚持其办学宗旨提出质疑，并要求燕大迁往成都。司徒雷登为此安抚校友们说，燕大不会背叛中国，也不会接受任何一项使燕大毕业生蒙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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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本人也并非没有对自己的决定发生过动摇。1938年6月4日，他在写给董事会的长信中提到，尽管日伪政权还没有对燕大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活动，但仍然存在着扼杀其学术自由的危险，他建议除了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研究和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外，其他学科都应停办，并且还向董事会反映了中国籍教师不愿留在日占区工作，以及燕大的许多学生和校友也都反对燕大留在北京的决定等问题。同时，他还曾经致信成都西南联大，探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燕大搬到成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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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去留争执不下的当口，高厚德的一番理论，坚定了司徒雷登将燕大留在北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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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行政上，高虽然没有属于校一级领导的、公开的、正式的头衔，但事实上，除司徒雷登以外，他在全校安稳地坐着第二把交椅。司徒雷登经常出差到美国或国内其他各地筹款和处理一些重要行政事务。每当司徒雷登外出，都是由高代理校务长职务。而司徒雷登的出差非常频繁，每年有三五次甚至六七次。一旦由高代理，学校一切法规、行政事务手续等，都得一成不变地遵照执行，不像司徒雷登在校时那样可以灵活变通。他处理问题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对学校一切现行立法如数家珍。有一次代理司徒的职务时，他用两个桌子办公，一个是校务长桌，一个是教育系系主任桌。他正在校务长桌办公时，遇到一个来访者，谈的是教育系的问题，他就移到另一个桌子上才开始和他交谈。在行政领导上，他和司徒雷登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经常有些出入，但在重大问题上，一贯尊重司徒的意见，一经司徒决定，他就坚决执行。在各种会议上，只要有所决定，不管他赞成与否，第一个执行决议的就是他，而且总是十分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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