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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平拣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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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当年的《燕京新闻》，燕大学生注册人数在经历了1937年秋季的下降以后，逐年迅速增加：1937年9月，燕大注册学生人数仅为499人，至1938年底，在校学生已达945名，比上年秋季入学时几乎增加了一倍，为历年之冠。学生中以河北以及平、津三地学生居多，占50％。到1939年秋季，燕大在校生达到978人。1940年6月10日，司徒雷登主持召开了有32人出席的校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学校根据需求扩大招生规模的问题，针对在校学生增加而引起的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会议确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到1941年秋季，燕京大学报到注册的学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157人，其中男生810人，女生347人。“一个非常自然而又十分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学生地方来源的变化。来自河北、山东和东北地区的学生不断增加，而来自广东和福建这些遥远省份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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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纽约在1937年7月19日收到的一封电报中说“校园迄今很平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对于作为“抗日堡垒”的燕京大学一直虎视眈眈。就在纽约收到电报9天后的一个清晨，日本人轰炸了燕京校园附近的一个兵营，把司徒雷登从睡梦中惊醒，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空袭，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校园里人人惊恐万状，连最荒诞的谣言亦信以为真。”而处于军事控制线另一边，在距北平75英里的清西陵度假的燕大教职员班美丽、韦尔巽和赵承信为了返回燕园，不得不乘火车到达广州，再从那里前往香港，又乘坐海轮抵达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为前往75英里外的目的地要旅行大约2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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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新的环境，燕京大学再一次对自身进行了调整。在日本人占领华北以前，在校董会6月的会议上，担任了许多年校董会主席的孔祥熙被选为燕京校长，在他缺席时则由陆志韦代理，但是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作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孔祥熙的身份显然不可能让他再担任一个处于日本控制区的大学的校长。陆志韦也感到，无论担任代理校长还是校长，他的身份都不合适。司徒雷登再次出任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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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校园里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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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在校园里取缔公开的抗日活动，并且要求学生会停止活动。为了防止日伪钻学校的空子，司徒雷登还以校长办公处的名义公布了《学生生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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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宿舍、食堂之管理，概由庶务处斋务股与女部办公室分别负责，但学生对于膳宿事宜如有建议，可推举代表向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申述，于可能范围内，尽量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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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在校，无事不得离校外出，如因有事必须出校时，男生必须在斋务股登记，女生必须在女部办公室登记。登记时应填具体出校事由，以及出校目的地，以及出校返校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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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食堂，由学校尽量改善，学生尤宜合作，不得有殴打厨役或摔砸碗盘等不法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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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团体组织，以无政治目的活动者为限，所有社团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登记核准，登记时应填具体职员会员名单，以及活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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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种种集会，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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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各种刊物，均须于付印前，将原稿送交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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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布告，须用竖长十一寸、横宽八寸纸为合式，该布告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盖章，始得就布告板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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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不得购置犯禁之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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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生课外活动，以唱歌音乐以及其他有益娱乐为限”。“此类活动，除由学校提倡外，得由学生或学生与教员联合组织团体促进之，但须依照本规则第四项办理登记，至于一切有碍学校秩序之行动，均属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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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这样的规定获得了学生们的谅解，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如果过去几十年中制定这样的规定，“帝国主义”的指责肯定会喊破了天，而现在司徒能够说，“学生的纪律问题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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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单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放弃独立的前提下与日本人周旋。为此，萧正谊成为司徒处理与日本人关系问题的秘书。萧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燕京毕业的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后来曾到东京大学学习了三年。作为校友，萧正谊完全忠实于燕京及其理想，但同时又非常熟悉日本文化。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常常有日本士兵闯入校园来“观赏”风景，他们的出现给学校的师生带来了恐慌。燕大采取了行动，禁止日本士兵未经允许进入校园，并把这一通告贴在了学校门口。每当有日本士兵要强行入校，萧正谊就会被叫来，以其礼貌、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人心理的透彻了解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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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被拒之门外，但汉奸组织新民会却喋喋不休，坚决要入校园搜查和逮捕抗日及共党分子。于是司徒雷登主动向日军提出保证：他不会容许燕园之内出现抗日及共党活动，一旦学生中有人受到这种怀疑，他愿意将其送交日军当局调查。他特别指出，燕园乃美国财产，如在此搜查及逮捕学生，一定会引起“国际争执”。这一招软中有硬，果然化解了新民会的攻势。有一次，新民会的人在20个日军陪同下企图进入校园逮捕共产党人，但为司徒雷登坚拒，以后类似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由于敌伪不能直接进入校园抓人，只能提出名单要求校方交人，这就为许多受到追捕的爱国青年提供了回旋余地。事实上，司徒雷登也从来没有把任何学生交送给日本人，仅有两名学生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自愿接受日方调查。而且，当个别学生“周末进城的时候从校车里被抓走，但我（司徒雷登）的秘书非常机智，要不了多久，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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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日本人与这所“美国学校”好像是在和平共处，实际上，日本人无时不在打燕大的算盘。据那一时期的燕大学生文彬如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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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一个下午，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在沦陷区，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我觉得事态重大，便从南门回到系里，向主任作了汇报，主任立即转报司徒先生。次日日本人便持照片向学校索人。司徒立即予以揭露。日本人反复纠缠了几天，而且逐步升级。最后日本宪特当局只好承认他们自己的人也有栽赃邀功者，乃表示要见见发现者，以致谢意，为司徒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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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留在燕园里的中国教师来说，他们的尊严随时可能受到侮辱，每一次进城都会受到搜查。蔡一谔在结束美国的深造回国时，尽管司徒雷登和萧正谊到车站去迎接，但依然没能阻止一个日本特务对蔡进行毒打，并且威胁要逮捕他。“最让人难受的，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控制的战争环境下不能为国家做任何事情造成的令人压抑的精神压抑。然而离开学校就意味着危险的旅行、动荡的生活和长期的家庭分离。”这是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所描述的他们当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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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面上与日本方面保持友好气氛，司徒雷登曾经主动向日军当局表示正在积极物色一位日籍教授，“以有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了解”。后来，司徒雷登并未将这话当回事，但日本方面却十分认真。1938年初，日本驻北平的大使建议司徒雷登聘请一位年轻的日籍教师讲授日语，司徒雷登才感到事情不妙，日本要求他兑现诺言了。司徒雷登当然不愿意日本人进入燕园，但是说出去的话又无法收回，只好利用种种借口拖延。他告知日方，此项任命只有在不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他强调这完全属于燕园校务，与外界无关，不能屈从于日本的强制。这一下惹怒了日本当局。日本大使馆参赞警告司徒雷登放明白些，少搬弄学术自由之类的空话，否则日本军方将断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待燕大学生。之后，日本派遣军司令喜多诚一限令司徒雷登务于秋季开学之前聘用日籍教师。此时司徒雷登明白单凭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抵御，只好要求托事部向美国国务院求助，日方压力才暂告缓解。但到了7月，日方又旧事重提，这一次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宁可学校关门也不会屈从日本的要求。因为忌惮美国，日方也只好暂时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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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日方再次祭起“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这个幌子，要求日本教授来燕大任教，人选和所需经费均由日本政府承担。其实司徒雷登在日本人初次施压之后就已经在私下物色一位适合燕京的日籍教师，1938年2月，他已经在三四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初步选定了鸟居龙藏博士。“他在社会学以及后来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受到高度的推崇。”而且，他“对日本政府的冒险丝毫不表同情”。当日本人惊叫着说燕大“不可能聘请到那样一个人”时，鸟居龙藏已经开始准备在燕园里任教了。燕园终于迎来了一位日籍教授，日本人表面上捞回了面子，但实际上一无所得。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鸟居龙藏一家陷于贫困之际，他依然谢绝所有日本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既然成了燕京的人，就永远属于燕京”；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已经预见到了日本的失败：“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强大，这是很可悲的。中国过于广大，随着战火的扩大，日本人将陷于战败之中。”直到1951年12月，燕京被撤销的前夕，鸟居龙藏才选择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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