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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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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日军尚未进入燕大，中国共产党利用燕大的特殊环境，把贝公楼后的下水井作为秘密联络点，传送情报和贮运军事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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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师生甚至还曾经和日本人有过一次短兵相接。1940年2月，燕京大学研究生、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从外回校时，被一辆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军提出抗议。随后，研究生同学会干事蓝铁年在院长陆志韦的同意之下，写了一份哀启，号召全校师生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司徒雷登也参加了。据当年的学生蓝铁年等人回忆，在日本军官在场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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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陆志韦）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大礼堂一片肃静。突然，陆先生用嘶哑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接着陆先生又说：“……看到最近校内发表了冯树功的近作，再知道他与我同样都是新诗爱好者，我和他原应结识为朋友，不幸发生了如此的祸事，使我今生再也无缘和他谈谈新诗了。”他说着，声音哽塞，热泪盈眶。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美、善，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能复生，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接着，陆先生面向那日本军官冷颜正气地说：“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在控制着你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但那日本军官搪塞两句后，留下100元钱扬长而去。这时，人群中充满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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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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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燕园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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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早晨7点55分，或者北平时间12月8日（星期一）凌晨1时55分，日本出动了350余架次的轰炸机，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了轮番轰炸。由于毫无防备，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太平洋舰队死伤3400多名官兵，损失了300多架战斗机和21艘战舰，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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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对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似乎早有预感。1940年冬天，司徒雷登到上海开会，特意召见一群已经离开沦陷区的燕大学生。据当年的学生杨富森《偷渡新黄河》一文回忆，司徒雷登告诉他们，他此次南来，正是与美国驻华代表们会商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他们一致相信，美日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到极端，太平洋上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如果真的不幸言中，那么燕京大学便要经历“最后一课”的不幸局面。“我们的校园也许会被迫封闭”，“但是我们的学校绝对不能因此而停办。恐怕不久的将来，整个燕大师生将步你们的后尘而离校出走”。在谈话中，司徒雷登回顾了过去三年的情况：燕大虽然处于敌伪的双重压力之下，但是燕大师生都能忍辱负重、洁身自好，无苟安之心，而存报国之念。但目前的局势已经酝酿着巨变，美国的旗帜恐怕不能久悬于燕园的上空，因此他表示：“我们师生也应当贡献自己，参与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恐怕要效法过去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的先例，奔向自由，准备长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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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1年的12月8日，燕大却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历史时刻：这天清晨，一队鬼子骑兵迎着北平初冬的朝阳，从西苑疾驰东去，飞奔燕京大学。转眼，校园被严密封锁起来。据陈嘉祥回忆，9点，宪兵队长荒木把学生集合到礼堂，严厉宣布：“日本现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学生听从处理，不准有任何反抗。”日本人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校园；除了列入逮捕名单的人外，中国教职员在找到其他工作前可以留在校园内；西方人则必须全部集中在燕南园”。此时距离燕大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不过仅仅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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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学校宿舍楼门口贴出通告：“夜晚禁止出入，以免危险。”“显然是根据事先做好的计划”，几个著名的中国教职员当天就被捕。后来又逮捕了其他几人，使被捕人数达到15人(1)，其中包括4个院长、总务主任、注册主任、校务长助理和其他几名系主任和教授。同时有11名学生(2)也被捕。在狱中，日军发给被捕学生的《燕京大学抗日容疑取调询问》调查表表明，日本对于燕大的抗日活动早已察觉，被捕的学生被问到如下8个问题：（一）个人之普遍思想，对美思想，对日思想；（二）学校援蒋抗日策动；（三）学校抗日教育；（四）学校亲美教育；（五）对共产党及其外廓团队之认识及关系；（六）与共产军之联系；（七）学校内之抗日团体；（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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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的文彬如事后有一段极为生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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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晨我去穆楼上课，教室里只有李家骥和另两位38班的女同学。她俩神色抑郁，语调低沉，不时叹息。我纳闷地问了一声：“快上课了，怎么来的人这样少？”李家骥未及答话，那位女同学开口了：“还上课，日本人和美国打起来了。你看！”我顺着她的指向，看见西校门果然有两个日本兵持枪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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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步走向贝公楼，一进门就看见一群日本兵匆忙地进入各个办公室，搬动一摞摞的文件。这时我想退出来，又怕欲进又出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稳步穿过正厅走出贝公楼。正厅上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没有好气地对着鸟居龙藏教授，鸟居耷拉着头，时而抬起应对几句，旋又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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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10时许，日本人通知全校师生在贝公楼集合，一个日本军官讲话，身边站着一个翻译，军官讲日语，译者译成蹩脚的英语，讲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要害的是句：“If you… you are in danger of shooting.”翻译是日本人自己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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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即行戒严，我们郁闷地坐在宿舍里，忽听一阵拖沓的皮鞋声，一群日本宪兵把李欧同学带走了。平时夜11时全校熄灯，而今全校通明，贝公楼更是灯火辉煌，一夜之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捕遭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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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9时许，听说学生可以离校了，凡离校者均须出西校门。于是一两千男女学生沸沸扬扬，各式各样的行李捆、衣服箱、手提包，肩扛、手提、一人挑、二人抬，各就各便，还有人把两辆自行车绑在一起，以扩大载重量。这里一堆，那里一片，贝公楼前如茵的草坪上，顿时布成集市摊点，听任敌伪警宪检查，熙来攘往，乱哄哄，忙匆匆，个个愁眉苦脸，惊魂不定，拥出校门。校门外围了一群拦揽生意的人力车夫，来往搬运行李。过路的行人驻足旁观，大门里外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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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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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燕园里的西方教师，英国人班威廉（William Band）夫妇和林迈可在收音机中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之后迅速收拾好了必需物品，在日本人到达以前的几分钟离开了学校，直接投奔了距离学校不远的西山游击队；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作为瑞士公民，与战争没有关系，因此被准许在北平的瑞士领事馆服务；年老的澳大利亚人毕善功（L. R. O. Bevan）则于1942年获准乘坐英国游轮离开中国。除了一两个特殊情况之外，其他的西方人在燕南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经过一次转移然后被转移到山东潍县，在潍县待了6个月，其中的22人被遣送回国。(4)而具有军事服务能力的美国男性教职员，还有一些英国教师则被迫留在了潍县(5)，因为他们回国后有可能会参军与日本人作战。博晨光教授虽然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龄，但他自己决定和那些人一起留下，以便在日本人将燕京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时能够到场，因为他确信日本最终必要归还燕京。日本战败后，他们被援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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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的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度周末。12月9日正当他准备返回学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逮捕了他，然后押送回北平，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到了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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