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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在校园里取缔公开的抗日活动，并且要求学生会停止活动。为了防止日伪钻学校的空子，司徒雷登还以校长办公处的名义公布了《学生生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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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宿舍、食堂之管理，概由庶务处斋务股与女部办公室分别负责，但学生对于膳宿事宜如有建议，可推举代表向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申述，于可能范围内，尽量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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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在校，无事不得离校外出，如因有事必须出校时，男生必须在斋务股登记，女生必须在女部办公室登记。登记时应填具体出校事由，以及出校目的地，以及出校返校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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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食堂，由学校尽量改善，学生尤宜合作，不得有殴打厨役或摔砸碗盘等不法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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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团体组织，以无政治目的活动者为限，所有社团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登记核准，登记时应填具体职员会员名单，以及活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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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种种集会，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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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各种刊物，均须于付印前，将原稿送交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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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布告，须用竖长十一寸、横宽八寸纸为合式，该布告均须经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核准盖章，始得就布告板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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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不得购置犯禁之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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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生课外活动，以唱歌音乐以及其他有益娱乐为限”。“此类活动，除由学校提倡外，得由学生或学生与教员联合组织团体促进之，但须依照本规则第四项办理登记，至于一切有碍学校秩序之行动，均属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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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这样的规定获得了学生们的谅解，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如果过去几十年中制定这样的规定，“帝国主义”的指责肯定会喊破了天，而现在司徒能够说，“学生的纪律问题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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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单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放弃独立的前提下与日本人周旋。为此，萧正谊成为司徒处理与日本人关系问题的秘书。萧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燕京毕业的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后来曾到东京大学学习了三年。作为校友，萧正谊完全忠实于燕京及其理想，但同时又非常熟悉日本文化。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常常有日本士兵闯入校园来“观赏”风景，他们的出现给学校的师生带来了恐慌。燕大采取了行动，禁止日本士兵未经允许进入校园，并把这一通告贴在了学校门口。每当有日本士兵要强行入校，萧正谊就会被叫来，以其礼貌、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人心理的透彻了解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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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被拒之门外，但汉奸组织新民会却喋喋不休，坚决要入校园搜查和逮捕抗日及共党分子。于是司徒雷登主动向日军提出保证：他不会容许燕园之内出现抗日及共党活动，一旦学生中有人受到这种怀疑，他愿意将其送交日军当局调查。他特别指出，燕园乃美国财产，如在此搜查及逮捕学生，一定会引起“国际争执”。这一招软中有硬，果然化解了新民会的攻势。有一次，新民会的人在20个日军陪同下企图进入校园逮捕共产党人，但为司徒雷登坚拒，以后类似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由于敌伪不能直接进入校园抓人，只能提出名单要求校方交人，这就为许多受到追捕的爱国青年提供了回旋余地。事实上，司徒雷登也从来没有把任何学生交送给日本人，仅有两名学生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自愿接受日方调查。而且，当个别学生“周末进城的时候从校车里被抓走，但我（司徒雷登）的秘书非常机智，要不了多久，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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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日本人与这所“美国学校”好像是在和平共处，实际上，日本人无时不在打燕大的算盘。据那一时期的燕大学生文彬如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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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一个下午，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在沦陷区，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我觉得事态重大，便从南门回到系里，向主任作了汇报，主任立即转报司徒先生。次日日本人便持照片向学校索人。司徒立即予以揭露。日本人反复纠缠了几天，而且逐步升级。最后日本宪特当局只好承认他们自己的人也有栽赃邀功者，乃表示要见见发现者，以致谢意，为司徒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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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留在燕园里的中国教师来说，他们的尊严随时可能受到侮辱，每一次进城都会受到搜查。蔡一谔在结束美国的深造回国时，尽管司徒雷登和萧正谊到车站去迎接，但依然没能阻止一个日本特务对蔡进行毒打，并且威胁要逮捕他。“最让人难受的，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控制的战争环境下不能为国家做任何事情造成的令人压抑的精神压抑。然而离开学校就意味着危险的旅行、动荡的生活和长期的家庭分离。”这是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所描述的他们当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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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面上与日本方面保持友好气氛，司徒雷登曾经主动向日军当局表示正在积极物色一位日籍教授，“以有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了解”。后来，司徒雷登并未将这话当回事，但日本方面却十分认真。1938年初，日本驻北平的大使建议司徒雷登聘请一位年轻的日籍教师讲授日语，司徒雷登才感到事情不妙，日本要求他兑现诺言了。司徒雷登当然不愿意日本人进入燕园，但是说出去的话又无法收回，只好利用种种借口拖延。他告知日方，此项任命只有在不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他强调这完全属于燕园校务，与外界无关，不能屈从于日本的强制。这一下惹怒了日本当局。日本大使馆参赞警告司徒雷登放明白些，少搬弄学术自由之类的空话，否则日本军方将断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待燕大学生。之后，日本派遣军司令喜多诚一限令司徒雷登务于秋季开学之前聘用日籍教师。此时司徒雷登明白单凭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抵御，只好要求托事部向美国国务院求助，日方压力才暂告缓解。但到了7月，日方又旧事重提，这一次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宁可学校关门也不会屈从日本的要求。因为忌惮美国，日方也只好暂时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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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日方再次祭起“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这个幌子，要求日本教授来燕大任教，人选和所需经费均由日本政府承担。其实司徒雷登在日本人初次施压之后就已经在私下物色一位适合燕京的日籍教师，1938年2月，他已经在三四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初步选定了鸟居龙藏博士。“他在社会学以及后来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受到高度的推崇。”而且，他“对日本政府的冒险丝毫不表同情”。当日本人惊叫着说燕大“不可能聘请到那样一个人”时，鸟居龙藏已经开始准备在燕园里任教了。燕园终于迎来了一位日籍教授，日本人表面上捞回了面子，但实际上一无所得。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鸟居龙藏一家陷于贫困之际，他依然谢绝所有日本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既然成了燕京的人，就永远属于燕京”；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已经预见到了日本的失败：“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强大，这是很可悲的。中国过于广大，随着战火的扩大，日本人将陷于战败之中。”直到1951年12月，燕京被撤销的前夕，鸟居龙藏才选择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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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日本人提出的允许日本学生进入燕大的要求，司徒雷登“巧妙地应付，同意日本学生报考，一视同仁”，“结果一个也没有录取。日本人提出疑问，就拿出试卷给他们看，日本学生都是特别派来的，学历知识不够标准，英语、智力测验等各门考卷，得分很低，因而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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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一方面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则暗地里支持燕大师生的抗日行为，前文所提到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护送学生去解放区或大后方即为一例。如今依然健在的侯仁之先生曾经向笔者如此回忆当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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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后，已经决定留校任教，并开始备课。司徒雷登找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侯仁之，你在学校已经八年之久，对学校情况了解，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你在学校这么久了，和学生来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我一看，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开两门课压力够大的了，我怎么办呢？我说想一想，然后找我的老师洪煨莲，他想一想说：“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一个人不行，日本宪兵就在西苑，那个头叫花田，老到学校来捣乱。”洪老师接着说，“在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室中有个德高望重的人叫夏仁德，一个美国人。我给你考虑，你不要（一）个人做干事，组织（一个）委员会，请一个美国的教授来做主席，你做他的秘书，让文、理、化三学各进一个人，年轻的教师，组成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我就回去告诉了司徒雷登，他完全同意，然后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夏仁德那个美国教授是主席，我是副主席。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有的愿意到内地去抗战，到国民党，有的要参加八路军，可是他们严格要求，我做不了主，这时候有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回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陈絜，他从延安回来就来到燕京大学，名义上做我老师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去解放区，你想办法告诉我，我说行。之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想法完全同意，并且让陈絜一起负责。随后，陈絜告诉我，我们俩之间要进行“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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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经陈絜的安排，然后我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到解放区的学生共有三批，十来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妙峰山下萧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再从磁县步行转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当时要走的同学都各人随手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要去野外郊游的样子，接到出发的通知后立即动身。在路上，为了保证安全，必须要等带路的人来接。陈絜叮嘱我一定要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学生。当时还不止一次地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因为带路的人不能按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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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决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个晚上，临熄灯前，我告诉那些要走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就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跟着他，一直到进圆明园。”现在那条石板道已经被起走，不在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学生叫吴寿贞，她直接找到我，要求去解放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当时要去解放区的学生都是通过内部联系才会找到我的，吴寿贞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吴寿贞在去解放区的过程中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经我联系送往解放区唯一牺牲的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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