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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都燕大复校的消息通过迂回的渠道传到华北的教师和学生们那里之后，燕大校友开始长途跋涉的“寻家”之旅，就“在这万般彷徨辛苦的旅途情况之下，倒亦不无趣闻轶事”。成都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用他的记忆为我们保存了战火中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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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有两位男同学通过两不管地带后，便把旅费集中，孤注一掷，买了两部脚踏车。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得了代步工具，省了不少力气，而且愈向前进，车价增值愈高，这两位同学却都不是经济系主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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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另一团体有七位同学，他们在西安火车站拾得“铺盖卷”一件，送交青年会招领，同时向燕大接待站借了1850元贷款，前来成都。这一伙同学到达成都，找到燕大办理报到。不料经营人当时就通知他们，西安一笔贷款已经清了账，有人替他们还了债。他们听了，又欢喜，又诧异。原来一位商人不慎，遗失了铺盖卷，随后到青年会领回。他在铺盖卷里藏有大量钱款。他听说这件行李是燕京大学学生送来招领的，感激之余，他拿出2000元，替学生们清账，余数捐赠青年会。这项消息在学生们没到之前，已经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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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燕大的第一课，艾德敷在他的叙述中深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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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课呢？“一个世界”。教师是谁？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威尔基先生当时正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在中国旅行。威尔基先生为成都所有大学的讲演预定在上午8时开始，地点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校园内的运动场。在寒冷的秋日清晨，成都燕京大学第一次在它飘扬的旗帜下列队集合。当250多人的小队伍向华西坝进行时，进行者的精神明显地十分高昂，尽管他们的服装同样明显地不是十分整齐。当队伍进行到会场时，已经聚集在那里的其他学校发出长时间响亮的掌声，表示热烈和真诚的欢迎。这样，燕京学生从一开始就留下一个印象，也获得了一个印象。或许他们中不会有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威尔基那天早上所讲的内容，但很少有人会忘记这一场面，尤其是那些来自日本占领区的人们。对一个战时流亡大学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它的教学活动的确非常恰当。代理校长梅贻宝在这一场合应邀担任威尔基先生的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新复校的燕京大学的认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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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从那一天开始，成都燕京大学开始了工作，一共持续了四个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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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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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北上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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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成都燕大也开始准备着手复员北上。但因为当时交通拥挤，再加上北平校舍多有摧毁失修，因此1945年这一学年，北平、成都两处燕大同时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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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燕大的师生在最后一个学年一面维持学业，一面准备长途旅行。当时成都到北平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由成都乘汽车到重庆，然后坐船到上海转天津，再坐火车去北平，全程约12000华里，需时一月，旅费较昂；北路由成都乘汽车去广元，经宝鸡，坐火车去西安，然后坐汽车入山西，到太原，再坐火车去北平，全程约8000华里，需时20天左右。虽然北路大部分路程要坐大运货卡车，旅途之辛苦甚于南路，但是旅费比较节省。成都燕大师生绝大部分都是走的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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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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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燕大社会学会欢送毕业同学（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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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46年考入成都燕大的谢锦芳曾经回忆当年复员北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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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是军用大卡车，每个人简单的行李把车装得满满的，大家只能坐在行李上，坐在三边的人，腿脚都吊在车身外，路程颠簸，随时都有掉下车的危险，总使人提心吊胆。路上我们一般都夜宿学校教室，偶尔一两次是住宿农民家。第二天早晨又装车上路。几天后到达秦岭脚下，为了顺利翻山越岭，我们在广元待了三天等维修车辆。开始爬山后，车在崎岖陡峭的盘山上缓行。……有一次车在半山上开到一个拐弯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突然急刹车，原来对面也拐来一辆车，谁也没有事先亮灯或按喇叭，双方刹车时已在各自的拐角处车头对车头了。好险啊！我们差一点粉身碎骨葬身崖下了。……在太原市，商店很少开门，还看到没撤走的日本人。为免出意外，我们不能单独外出行动。我们离开太原坐火车继续前行去阳泉，记得要过的一座铁桥破坏了，对开的火车停在河的两边，人和行李全部下车，一边的人和行李先过用车皮搭的浮桥，然后另一边的再过去，各自再上对面的车厢。这次是我们先过，当后面的人快到对岸时，那边的人等急了，蜂拥而来，乱成一团，有好几个同学被挤掉进了齐腿深的水里。如果在桥中间下水，就葬身鱼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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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最后一批师生员工到达北平燕园，成都燕大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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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在北平，被日寇关押在北平城内的原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也重获了自由。8月17日，他召集原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教职员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5人在北平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收校园、清查校产、召集旧部、筹备复校等事情，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等人主持复校工作。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陆志韦和洪业带头开展工作。复校工作分两方面进行：教务方面由林嘉通负责，总务方面由蔡一谔负责。林嘉通找到原燕大注册课主任王宝兴，蔡一谔找到原总务处王汉章。他们又分别约集原教务、总务部门的其他一些人员，分头行动起来。后来，学生生活辅导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并由侯仁之负责。侯仁之当时尚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只好在平、津之间奔波。在教学方面，文学院由高名凯负责，理学院由蔡镏生负责，法学院的负责人则是赵承信。另外，还有燕大传统上的女部，由同学章夫人和陈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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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队伍在陆志韦、洪业、蔡一谔、林嘉通、侯仁之等人的带领下，走进了蒙耻忍辱四年的燕园。燕园当时是何种景象呢？第一个向“大后方”报道劫后燕园情况的记者，同时也是燕大校友的陈丰雄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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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门前蔡元培所书之匾额已被日人盗去。燕大勺园大门紧闭，北风怒号中益增凄凉。燕大校园内各建筑外形均完整，唯内部已凌乱不堪。贝公楼、穆楼、睿楼、男生体育馆、男生宿舍内之暖气设备完全被日人拆除运走或破坏，故目前学生仅在适楼上课，姊妹楼改为临时总务处及教务处。学生400余位在前女生宿舍内，较后发大学之宿舍当然优越得多。教授多居住在南大地。据陆志韦校长语记者：燕大恢复旧观须至明夏。陆校长精神极佳，正忙于筹备12月8日之复校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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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曾于今年夏天大兴土木，在校园内风景美丽之区建造若干简陋房屋，丑恶异常，未及竣工，日本即投降。燕大当局决定将此批“未完成杰作”拆除。日军在燕园内曾存储若干吨水泥，校当局正雇工加紧利用这批敌产铺筑沿湖道路，以免被大员接收。图书馆之书籍均被奸伪盗卖。图书馆内之家具仍完好，盖因日人未利用图书馆为他项用途之故。网球场则已被日人掘为菜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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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所受之损失尚不十分严重，因未被日军驻扎之故。俟未名湖冰融草长之时，当可再睹燕园胜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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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班子、召集旧部的工作当中，复校委员会制定了一条原则：凡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参加了敌伪政教工作的原燕京大学的少数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因此，有些人就再也没有回到燕园来。当时学校的经费十分拮据，而美国托事部的款项还没有汇到，复校委员会一方面和参加筹备复校工作的教职员商量大家暂时不拿薪酬，另一方面则到处设法筹借款项。有一次陆志韦和蔡一谔去找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商量贷款的事情，对方不仅不借钱，反而把陆志韦奚落了一番，两人怏怏而归。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位银行负责人却找上门来，慷慨应允借一笔钱。言谈之间才了解，他后来知道陆志韦的姻亲与该银行董事长友善，才肯借款。不久托事部的款项汇到，就由蔡一谔立即归还了这笔贷款，而那位银行家还让多用了一些天。对于这些事，陆志韦只能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