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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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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曾被日本人占领达四年之久。1945年，当陆志韦等人回到燕大时，面临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图为蒙尘已久的“燕京大学”牌匾横卧在荒草中，拍摄时间在1945年前后，拍摄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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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由于复校时间紧张，在课程设置方面曾经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先把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开出来，用上大课的办法开起学来再说，但是陆志韦和洪业几位负责人坚持认为：办学就要认真地办，百年树人的大事不能以权宜之计来对付。燕京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要有它的特色，要保质保量复好课，要按燕京的优良传统办好，再困难也要克服。在他们的号召下，各学科的著名教授如邓之诚、聂崇岐、翁独健、赵紫宸、李荣芳、梁启雄、高名凯、侯仁之等一致热忱响应，担起了大一各科概论课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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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日本投降后的第56天，燕大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燕大师生们本来以为燕大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没想到之后不久，内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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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日本逮捕的教职员为：哲学系教授张东荪、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法学院院长陈其田、文学院院长周学章、学生福利主任侯仁之、校务长助理萧正谊、历史系教授洪业、教务主任林嘉通、新闻学系主任刘豁轩、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注册主任戴艾桢、历史系教授邓之诚、总务主任蔡一谔、经济学系教授袁问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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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捕的11名燕大学生分别是：蓝铁年、沈聿温、姚克荫、张树柏、李慰祖、程述尧、朱良漪、刘子健、陈嘉祥、孙以亮、李欧。参见李欧：《狱中三十三天》，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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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彬如：《燕大两次“校难”亲历记》，载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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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批被遣送回国的燕京人员包括：窦威廉、博爱理、黄爱丽、柯宓喜、郭美瑞、达伟德、邓肯、高厚德及其儿子、高科弟、海松芳、韩韦尔夫人、哈钦森、桂美德、夏仁德、史密斯、桑美德、苏路得、文国鼐、卫尔逊、韦尔巽、吴路易。参见艾德敷：《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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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留在潍县集中营中的美籍燕京人员有：吉尔基、欧文及夫人、里奥、刘兆慧、斯图尔特、博晨光、斯坦利。英籍人员则分别为：贝乐思、韩懿德、霍兰德、谢迪克及夫人。珍珠港事件之后西籍教职员的情况均参见艾德敷：《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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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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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九章 革命中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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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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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运动的时代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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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来叙述一下发生在燕园里的学生运动了。在以往诸多关于北大清华的校史著作中，均把当年的学生运动作专章叙述，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之所以采取这一选择，并非因为这样的叙述符合当下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当年发生在燕园中的学生运动视为抗争强权争取自由的举动。一个不争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会易时而变，但追求自由的精神却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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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参与运动的学生当中，也并非对这一形式没有争议。这种争议发生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当时，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积极分子，后来被选拔为党、团、民先(1)和学生会的干部甚至领导，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元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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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派”认为，自运动爆发以来，热心的人工作越来越多，干一个时期可以，干久了就感到疲劳，没有时间读书。学理科是需要做实验的，不做实验就跟不上班，有些学理科的“元老派”就只好转到文法学院，但仍然招架不住。进步学生之所以在全体学生中有号召力，是由于他们平日品学兼优，如今月考、季考不及格，则在群众中丧失威望，讲话渐渐不灵了。当时燕大有一个党员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被校方开除，在参加学生运动的人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另外，“元老派”认为，他们在学生总数中占据1/8这样的比例已经暂时达到了一个饱和点，学校中除去一小部分有坚决反共思想的对立面以外，还有大量的中立派。而民先队认为“自己进步，别人落后”，“聚在校园中一起唱歌、做体操，开全体学生大会时操纵会场，实际已脱离群众”。燕大的民先大队长麦隽曾甚至认为民先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结果遭到了罢免。还有一个担任学生会重要职务的民先队员，公然在《燕京新闻》上刊登启事，声明退出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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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种争论并非只存在于燕京大学之内，与燕京大学毗邻的清华园内争论得更热闹。到1936年3月，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吴之光被撤销职务时，清华园内的“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已经正式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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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乾的回忆录中曾经提起他与杨刚（当时叫杨缤）一段很著名的谈话。杨刚那时是燕大英文系的学生，萧乾和她是同作为燕大英文教师包贵思的学生，在包贵思家中的读诗会上相遇的。在萧乾的印象里，“杨缤这个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姑娘，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并没有影响她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爱好。她一向坐在包贵思身边，有时感情饱满地接着朗读，有时用唯物主义观点反驳包老师的阐述”。“杨刚得悉我曾于1926年因参加C. Y.（即共青团，笔者注）被捕，就主动同我接近。当时燕京学生会的交通部有一种校内邮政，并发行一种简易邮票。我住男生二楼，她住女校三院。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封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传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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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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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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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