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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陆志韦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中央领导同志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宴会，以及五一、十一天安门的庆祝活动。他接触到不少新人、新事物，感慨很多，认为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认为应当做的。党对他的学识和为人颇为赞许，有事愿找他商量。华北文教委员会、教育部都与他保持联系。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是他在东南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仍以师礼待他，时常去他家请教。与他接触过的钱俊瑞、光未然等同志，都非常尊敬他，有关教育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都让他知道。清华和北大的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周扬和张宗麟在他家草拟的。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政协会议，陆先生受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1951年他去西南参加土改，党安排他任西南土改分团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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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陆志韦与他纽约托事部的友人们还保持着联系，但双方正在渐行渐远。1949年4月5日，陆志韦在写给托事部秘书麦默伦的信中表明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现在不是中国的黑暗时期，而是一个新的黎明。在中国近3000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清廉的政府。”5月31日，他在写给司徒雷登的信中再次阐明“中国从此就有了新生命，有了光明未来”的观点，他也没有忘记向司徒雷登介绍燕大的现状和他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学术及宗教自由没有任何问题，宗教礼拜及团契工作继续进行无阻”，“我曾竭力设法请一些重要的共产党员来对我们讲一讲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及哲学等”，“他们太忙，他们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学生与教员间经常有联系，没有一个学校能如此顺利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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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甚至不想再用美国人的钱来办学。1949年春，他曾“托一位领导同志给毛主席带去口信，请政府接管燕大”，还“请文教委员会负责人钱俊瑞给中央转去一份报告，提出请政府接管燕大”。但是当时解放军正在南下作战，财政上困难，政务院权衡轻重，采取了权宜办法，即学校经费仍由美国解决，国家给燕大补贴日常急需的现金和口粮。但是陆志韦已经不愿意再向美国伸手要钱了，他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我们再用美国的钱，就是失去了独立。”陆卓明的回忆也印证了以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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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传到校外，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和张宗麟就来到燕园对父亲说：“现在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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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谈这个问题时，父亲说：“用美国的钱，不但我不同意，我的儿子也不赞成。”张宗麟同志就把我叫去说：“现在刚解放，人民政府还没有钱。你们每次到教育部去听政治经济学讲座，教育部都请你们吃饭。其实教育部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尽量省下钱来办教育。你年轻，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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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教育部负责人的态度来自更高的层面，据燕大校友夏自强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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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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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天祥在1949年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志韦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经费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钱，所以他不愿要。”最后经费竟然成了联系陆志韦和托事部友人之间的纽带，他在写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经费问题是我最焦心的问题”，“如果你给纽约托事部注入一些生意经方面的常识，就是替我们挽救了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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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燕园内，陆志韦还是在当时政策的允许之下为外籍教师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当时，美、英、法、瑞士等国籍的教师不了解共产党对外籍教师的政策，心中不安。美籍教师要求与北平美领事馆人员见面，他们在美的家属也急于知道他们的处境。陆志韦向军管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军管会同意向美国发电报，批准燕大安装业余爱好者电台，按频率向美国呼叫；电报内容、通信方法都事先征求军管会同意。美国业余爱好者电台收到燕大发去的电报，知道美籍教师安然无恙，按收录到的名单，把情况分别转给他们的家属，让他们放心。陆志韦还在军管会的同意下，安排美籍教师与美领事馆人员在学校见了面。对于回国的外籍教师，陆志韦让他们带走全部财产，并帮助他们办签证、买飞机票，派车送他们到机场。即使到了1950年，中美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美政府开始下令撤退领事馆人员的时候，陆志韦还告诉范天祥，美领事馆人员的撤退，不影响美籍教师留下来，并且希望范天祥能够安心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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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20日，在燕大被教育部接管改为公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批准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任命通知书，是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的，这在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中绝无仅有。在过去任职于教会大学的中国校长中，大多数人都有把教会大学变成中国人自己学校的梦想，吴雷川如是，陆志韦亦如是。陆志韦的梦想，看起来正在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诚心诚意做这些事情时，一场由政治系统跳过教育部而布置的批判燕大和燕大校长的斗争正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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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参见左玉河《张东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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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贾观：《解放前夕毛主席两次电示保护清华、燕京》，载《雄哉！壮哉！燕京大学：1945—1951级校友纪念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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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一点上，同为中国基督徒和燕大教授的洪业与陆志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949年初，他们两人都不无远见地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不过洪业虽然赞成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和基督教人生观是矛盾和冲突的，他也不赞成共产党人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摧毁一切传统事物的计划和做法。他认为人类的进步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仅仅因为是旧事物就要摧毁，那就太浪费了。而对陆志韦来说，恰恰是共产党这种强有力的和一针见血的方式吸引了他，正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陆志韦也认为中国社会是无望和无用的传统的堆积，要在这个社会中找出一点有用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却要简单得多。参见：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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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十一章 燕京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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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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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日，托事部秘书麦默伦在写给陆志韦的信中通知了他托事部的决定，并且附了年会记录。信中说：“经过考虑，大家都支持这些学校只要它们允许有充分的宗教和学术自由，并起着基督教大学的作用。”“如确能在共产党的国家办基督教大学，则联合托事部准备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支持燕京，我们知道你请求和本年度一样的一年2万美金的津贴，我想只要把明确的用途说明，毫无问题是可以得到的。”不过，在第二年的6月2日，麦默伦在致中国各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信里，明确地申明了托事部支持资助他们的条件。在他寄来的托事部1950年年会的“决定”里明确指出，托事部只有在获悉他们提出的目的能够达到时，才肯出钱维持各大学。托事部年会“决定”里提出的目的是：“各校应仍属在华基督教团体指导的私立学校，而不应该改为国立学校。”麦默伦在这封信里还强调了“学术自由”，即中外教师不但应能决定课程，还应有“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讲授的自由”。托事部反对在中国基督教大学里开设政治课，但无法有效地加以阻止，于是站在捐款人的立场上声明：“如果他们负担了这些课程的费用，那就违背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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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在这一问题上与托事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950年6月28日，他在给麦默伦的回信中表示了对托事部继续拨款的感谢，但是，他谈到了燕京大学正在稳步前进的课程改革，认为这项改革是根据“政府方面肯定的指示”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添设政治教育的课程，“必修的政治教育课程与公立学校同”，“容许宗教课为选修课”，但要“在教学中避免宗教情绪”。陆志韦在信中表明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并且告诉麦默伦，开设政治课的经费由收入的学费解决，不用托事部的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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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政治课，张宗麟曾经征询过陆志韦的意见，并有私立大学不设政治课的设想。但陆志韦认为私立大学应该把政治课设为必修课。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10月之前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规定：“除公共必修课外，有些系（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增加马、恩、列、斯著作选读。”随后，燕大社会学系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各选修课程。在陆志韦的坚持下，1949年10月11日，校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政治课委员会，赵承信为主席，委员有沈志远、严景耀、路念苏、沈家驹和学生代表3人。陆志韦还聘请严景耀、翁独健、赵靖、翦伯赞、沈志远为教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1951年4月，在陆志韦的主持下，燕大成立“时事学习委员会”，每月向全校师生作一次时事报告。根据中央宣传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的精神，于10月5日成立了“教员政治学习委员会”，每周三晚为各小组固定学习的时间，陆志韦自任主席，常务委员有侯仁之、佟明达、蒋荫恩、童晓礼，为在全校范围内掀起政治学习的高潮，并对广大师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1951年，燕大教务委员会在报告中如此宣称：本学期正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新课程，并将原课程内容加以适当改革，务期与新民主主义精神相结合，教学方面大都用了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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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命，燕园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发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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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燕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追随新学术取向的迹象。当年10月，齐思和在囊括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燕京社会科学》发表了长文《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说：“近100年来，西洋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改变了整个人生，一切学术思想皆发生剧烈变化，而史学所受影响尤大。……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思看出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脉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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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翼》一书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的林耀华，在新的形势之下，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治学方式，这位美国最权威的体质人类学家胡敦（E. A. Hooton）的高足过去认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是如今不同了。1949年10月以后，林耀华就开始考虑如何运用在国外学到的专业知识为新社会服务的问题，认识到以什么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关键。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他在《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写道：“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予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视了问题的实质。”为配合建政初期的社会发展史教育，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出这本书，于1951年由北京耕耘出版社出版。这是林耀华1949年后的第一篇著作，标志着他开始脱离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窠臼，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方向发展。翦伯赞为这本小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对此，《林耀华传略》的作者祁庆富如此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林耀华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50年代，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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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可以算是这一潮流中的出类拔萃者。据曾在燕大有过半年求学经历的余英时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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