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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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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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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被誉为“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历史性文献”于1951年1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不久，中国政府于1951年2月12日接办了燕京大学，随后，各教会学校开始陆续脱离同美国教会的关系。教育界特别是教会大学随之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陆志韦对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和揭露，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燕京大学被接收之前的1月16日，陆志韦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参加了九三学社邀集的接受美国津贴学校教育家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谈及这一问题时，陆志韦还不忘首先表扬燕大学生“不管是爱国运动或抗日救国运动”“都是站在前线的”，之后谈到“文化侵略”问题，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自己“和美国人发生关系也有四十四年的历史，我应承认我也中了他们的毒”。甚至在此之后他还在《新观察》上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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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在美国人的面前低头，也从不丝毫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只是有点顽固，不能把自己的痛苦跟人民的痛苦打成一片，也就不能完全看透美帝的文化侵略对于中国人民是何等危险。我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从来不恨任何人、任何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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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他还觉得，“平心而论，三十年前的司徒雷登也不全然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燕大的美国教授也有进步分子，要分清美帝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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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天之后，陆志韦却在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中加大了对美帝国主义批判的力度。这一次，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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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部长和副部长的报告（指中央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报告，笔者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先处理美国人所津贴的学校。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间的恶霸。小恩小惠买不了中国人的灵魂。拿燕大全体师生来说，我们早就提防到这一步暗算，早已表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再吃外国人的饭了。何况今天三位部长又提醒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已经站起来的民族，我们瞧不起那一点小恩小惠。政务院的决议表明，人民政府把在教会学校服务的中国人抱在自己的怀里当亲人看待。从此，我们应当格外努力，格外警惕，一切为人民，也就是一切为自己。我个人的快乐是说不出来的，美帝让我把一件长满了虱子的衣裳脱下来了，比我从日军监狱出来的那一天还觉得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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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2日，中国政府接办了燕京大学。图为2月20日毛泽东颁发给陆志韦的任命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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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但是，陆志韦的“轻松自在”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不得不再次拔高，发表题为《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章，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校政的历史。燕大其他教授的境况也是如此，文学院院长齐思和教授曾在1948年平津18名教授呼吁美援的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在全校大会上承认，这样做“实在是背叛祖国、认敌为友的卖国思想。……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胞”；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则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工部局做事的历史，他流着泪说：“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进步的教授，最近才发觉自己多少年做了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我不仅自己深受美帝的毒害，而且还把这些毒素传播给青年，这是多么沉重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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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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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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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们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旧教育的改造，成立不久的新政权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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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始于北京。1949年12月中旬，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发起，北京高校700名师生分赴京郊参加土改，燕京大学有70多人参加。这些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分布在京郊8区65个工作队，利用寒假工作两个月，协助完成了100多个行政村的土地改革。这一做法得到了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改造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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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教育部决定，北京四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法学院部分教师，和1951年度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951年9月起，参加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目的是使大学法学院师生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7月22日，燕京大学校领导、党总支和经济学系负责人——翁独健、张世龙和郑林庄——对法学院师生下达了参加土改的任务，作了动员。当时北京四个大学法学院有860多人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北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第一分团，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是第二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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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至9月3日，燕大经济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的部分教师和48级、49级、50级的学生，与北大、清华、辅仁参加土改的师生一道在北大沙滩参加了土改前的集中学习。当时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教育部长马叙伦、内务部副部长武新宇、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和《人民日报》社长邓拓都亲临讲话，教育部张勃川司长还传达了周总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当时的亲历者刘文兰多年后撰文回忆：记得马叙伦部长还介绍了毛主席说的一句话，“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勉励大家珍惜这个锻炼的好机会。当时组成了“北京四大学法学院中南地区土改工作团”，第一分团由北大、辅仁两校师生组成，第二分团由清华、燕京两校师生组成。第二分团团长是清华领队吴景超教授，副团长是燕京领队陈芳芝教授（政治系主任）。四大学共有860人参加广西土改，燕京参加此次土改的人员共有165人，其中教师10人，学生155人。总领队是陈芳芝教授，副领队是经济系48级学生刘文兰（党小组长），一共只有3个学生党员。参与土改的教师有政治系的吴东之、张锡彤、张雁深、王庆源、夏吉生，经济系的史道源、王俊彦、唐秀芬、金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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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5日，第一批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土改队回到南京市。1月5日至16日在党校进行了工作总结和思想小结。此时，全国政协派来了土改工作团，燕京大学新闻系49级有20来位学生也随同一道来广西参加土改。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茅以新、张震寰、田汉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胡绳等也参加了此次土改试点的总结会议。之后，土改队调整了组织，仍以地方干部为主，加上政协土改团成员和燕京、清华两校师生，分别组成土改队，把土地改革工作从一个区铺开到七个区。1952年1月18日出发，燕京师生所在的土改队分别到了邕宁县潭洛乡（壮族地区）和贵县，进行了更大范围地区的土改工作。据参加了此次土改的燕大校友刘文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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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土改、打倒地主阶级、建设新农村的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师生们的思想收获的确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最主要的是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更加热爱新中国。……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同学们体会到：“中国人民的90％是农民，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过去嫌农民脏，不讲卫生，没有文化，现在才懂得，正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造成的。”从而觉悟到：“我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他们服务”，“让广大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翻身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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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2日晚，燕京参加土改的师生乘火车离开了南宁，6月4日晚到达武汉。次日杜润生同志又一次向师生作了报告，感谢大家为广西土改作的贡献，充分肯定大家思想上的进步。6月6日上午9点36分，师生们离开武汉，踏上返京的列车，6月7日晚上7点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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