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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后，许多同学入党（如郭务本、刘以德、赵德强等）、入团（如洪君彦、周元、黎世静等）。许多同学表示，土改让自己“坚定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是自己一生的重要转折”，“改变了一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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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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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新闻系学生参与土改，向农村小孩讲解保家卫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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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土改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情况，外文系教师黄继忠是其中一例。据黄继忠的好友周绍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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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忠为我师，是1949年秋季开学后，他以刚毕业于本校的西语系助教（身份），给我们上大一英语课。……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校园见到继忠时，他仍较谦和，只是换穿了灰色干部服。再后，他和我们系的高名凯先生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思想激进，十分积极，曾在当地的批斗会上沉痛地揭发、控诉他在江西吉安老家的继母，称她是剥削者、地主婆，表示要与抚养他成人的她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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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参加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实际上，1949年至1957年间一连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是最成功的一次。革命胜利之初，知识分子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正确和自己政治上的短视，但是这种认识不能不是笼统的，即“胜利者皆对，失败者皆错”。在政治学习运动中，他们学习理论，反省历史，开始从政治上、思想上否定自我，达到的实际效果主要是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而土地改革运动真正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承认自己确属毛泽东所说的“半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因而确需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承认马克思主义确是科学的理论，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这是参加土改促成的知识分子的两大变化。知识分子真正接受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接受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可以说，是从土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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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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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悲情校长陆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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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土改的“润物细无声”，思想改造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暴风骤雨”的气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傅鹰曾在五四时期进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57年夏，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言谈起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叶冈在《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一文中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12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萁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当年燕大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夏自强也曾回忆燕大思想改造的情况：“在运动中，启用了不少宣传工具，如出版《新燕京》刊物外，还有《三反快报》，举办‘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以造声势，提高认识。在运动中，由于群众的义愤，也出现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如砸毁了燕大各主要建筑的匾额，在大会上让一些总务行政部门负责人下跪。在会上，有人揭发因辱骂领袖被称之为‘骂人团’的成员，被‘群众专政’，实行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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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的手段分为两种，其中之一是通过“三反”“五反”：凡是公家财务部门、金融机构的主管以及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差不多都成了贪污犯、“大老虎”（大贪污犯的代称）的嫌疑犯，很多都被“隔离审查”，此种手段开了解放后无需任何实证、无需司法部门批准，单位或“工作组”即可非法拘留公民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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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无法使用“三反”“五反”的帽子，便使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工具。具体做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其实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没有多少意见，算是“通过”了。事实上一切“帮助”和批判都已由单位领导事先安排好了（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但那时的党、团员，进步分子占学生群众的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又自觉地服从党领导的安排）。对于进步教师或民主人士的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落后者”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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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令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触及灵魂”的大事件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至今仍没有清晰的界定。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在第二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教会大学一时成为重灾区。当年燕大学生会主席夏自强曾经告诉笔者：“抗美援朝之后，美籍的教授就不被允许在燕大讲课了。西语系的教授柯安西走的时候，西语系有的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这件事情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拿来作为那些学生‘认贼作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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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大，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北京市委派的以蒋南翔为组长、张大中为副组长的工作组领导的。陆志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此时又在燕园中地位最高，清算陆志韦对于肃清学校中无论教授还是学生极浓厚的“崇美思想”具有示范意义；另外，燕京大学在国内和国际都很有地位，和美国人的关系也最深，燕京大学校内的政治运动对于其他的教会大学，同样也存在示范作用。陆志韦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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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中在时隔多年之后曾经向笔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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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组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有一个背景，就是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所以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以教育为主，也重点批判了几个人。那次运动的好处就是没有做组织处理。就是重点批判的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批虽然批得很厉害，但是在生活上都作了一定的安排。当时党的政策还没有像后来的“反右”时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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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进入燕京不久，就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开展运动。我作了一个动员报告，讲了当前的形势，动员大家要检查对美国的认识。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这些方面，都是尽量地以揭发的角度去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有一份揭发材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材料说在美国国会曾经有过议论，说在中国办大学比派军舰去更重要。这个材料出来之后，经过小组讨论，得出结论：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大家的揭发材料，之后又搞了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表现美国人为什么要办燕京，他们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现在能把那次展览的材料找到，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就明了了。当时工作组还办过一个报纸《燕京快报》配合运动。报纸的主编是彭珮云，具体编辑工作是吴玉宁（负责）。这个运动的目标很清楚，重点是三个人物，其他人是教育问题。在活动的开展上，依靠了一些进步的教授，比如说翁独健、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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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在燕京化公之后，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还要回中国，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不得了了。后来工作组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去之后，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组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我是组长，我不同意，工作组就不能那么做。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这样的估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后人怎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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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党总支统战委员兼教职工支部书记张世龙回忆，除了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这三个重点对象之外，当时燕园中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重点落后分子三类。一般说，当时法学院教授多为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如严景耀、雷洁琼夫妇，赵承信教授，林耀华教授，郑林庄教授等。文学院新闻系蒋荫恩教授、中文系林庚教授等是进步分子，而中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以及教育系廖泰初、胡梦玉夫妇属中间分子。文学院重点是历史系聂崇岐、齐思和二教授，他们曾参加1946年《华北日报》公开发表的所谓十八教授的反共声明，聂还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在运动中经工作组批准（以“三五反”委员会名义）都曾被隔离写检查。心理系沈璋教授因被人检举骂过共产党，所以也被短期隔离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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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是听了传达，按工作组提的要求组织实施。”张世龙说。为了把陆志韦、张东荪与一般教职员区别开来，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们专门作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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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成“对比”，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听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检查”，先由著名民主教授雷洁琼（民进中委）、翁独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国回国的侯仁之教授作“检查”。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王志诚同志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间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字条，由主持大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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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的批判）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字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