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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位有着惊人才华的诗人，在1949年以后直至1966年被迫害致死的17年间，文艺创作只有1957年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的《咏古事两首》，其酝酿多年的描写柳宗元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未能如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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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之后的1953年，吴兴华从大陆写信向在香港的好朋友宋淇辞别时，抄录了王安石绝句一首来表达内心的痛楚：“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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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是燕大生物系的研究生，在接受“指派”以后，她背熟了台词。在台上，她“义愤填膺”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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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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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她指着他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过去我认为你是一个“清高”的学者，又聪明，又能干，我一直都把你看成学者的榜样，觉得你的学问好，政治觉悟比我高，而且又是校长和人民政协代表。就由于我对你敬仰，你的一切就直接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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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对你说，美国平均有一千七百万人失业。你说这个数字可能是错的，除非加上家庭妇女，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我听了就觉得我们对美国新闻的报道是有点过“左”了，对我们《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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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向全校师生、员工检讨的前几天，家里每个人都帮助你，希望你好好检讨。因为我对你过于信任，以为你有许多事是真不记得了，就到处给你找材料。哥哥更是几天睡不着地帮助你。譬如我想起司徒雷登是曾派人来看过你，赵紫宸也为营救六个美国俘虏的事来找过你。我知道我是应该去节约检查委员会揭发的，但是我希望你的检讨能好一点，就将这件事告诉你。今天看来我这样做无形中就等于要帮你“过关”，帮助你欺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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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检讨时，我是在台上做记录的。我以为大家这样帮助你，你的检讨一定会比较诚恳。可是看见群众给你递了九百多个条子，我心中就十分不舒服，我以为群众是过“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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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快报”揭发了许多事实，我才开始认识（到）你不再是我敬仰的父亲……我以为你是“清高”“超政治”的学者，可是你却是“对共产党没有政治同情的基督徒”。我们都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幸福的日子，而这种美好的日子对你却变成了一个“苦难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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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和同学谈谈，他们用事实驳倒了你检讨中骗人的鬼话……我是要求进步的，我已经申请入团了……我之所以不站稳立场，处处替你想，就是因为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就算这是真的感情，那么这种感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感情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何况又不是感情而是欺骗呢？……我是要和广大的群众在一起，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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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如果任何一个人在现在还有亲美的思想就都是不能容忍的。……对这种人民死敌的爪牙——你陆志韦，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志愿军一样，坚决与你斗争，反而包庇你，替你辩护，相信你的鬼话？难道你的几滴假眼泪就收买了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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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帮人外，据朱伯耆统计，被安排出来批判陆志韦的还有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劳动学系教授赵承信、化工系学生李珣、化学系学生李锦梅、新闻系学生陈晔、机械系学生朱元哲、图书馆职员栾淑之以及宿舍工友孟宗顺。据陆卓明回忆，在“三反”运动中，陆志韦甚至被怀疑为特务，“事情发展到我家日夜都有人在外面监视，部队派人来查封我家的收音机”。“我家的老保姆实在看不下去而在夜间自杀，幸亏母亲和我起得早而抢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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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之下，陆志韦写了一份坦白书，坦白自己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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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我的责任、我的错误总结起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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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徒雷登选择了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亲美思想已经进入了骨髓，自甘自愿地在燕大执行美帝文化侵略。他又利用了我的自高自大、我的虚名，可以在校内外做幌子，叫人更不容易认识文化侵略的圈套。我为自己的利益，自甘自愿走入了这个圈套，害了无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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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一向是消极抵抗，实际上消极进攻。我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堡垒，要保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只愿让步，知道让步是势所必然的，然而越少让步越好。我不愿意改造思想，所以不愿也不能改造燕大。我从前的立场，是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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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我跟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跟联合托事部的关系来看，我的罪恶是敌我不分，我站在美帝国主义立场上，在解放之后，保存了燕大的旧传统，我还狂妄到以为能凭自己的主张来办燕大，不需要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实际上，我的态度在表现我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至少在下意识里，我盼美国人回来，所以希望原封不动地保持燕大，希望将来好完整地交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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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内几个反动分子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行动，凡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应当负责任。我纵容他们，包庇他们，那就等于间接指示他们。我利用他们来维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和他们互相依靠，成为恶性循环，直到“三反”运动，群众才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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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我的罪恶，绝大部分我在上次作检讨时，还不能认识。心里像横着一扇铁门，自高自傲的心性浮在外面。那是我从前做人的基础。“三反”运动里，群众帮助我把这扇铁门打开了，我认识了自己的亲美思想，认识了整个美帝国主义在燕大进行文化侵略的骗局。我还只是初次跟我思想的黑暗方面见了面，还得往深里挖。承同仁同学帮助我，我才醒过来，心里很痛苦。群众把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把美帝文化侵略的全部面貌给我看—特别是对美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所以不能认识全貌——再跟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连起来看，就认识了自己的罪。一切人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从前以为（的）我的长处，现在完全否定。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因为我认识不够深刻，望给我最严厉的批评。对于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应当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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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六、思想改造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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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如此，燕园中其他知识分子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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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哲学系张东荪成了燕京大学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反面标兵”。基于过去的理念，张东荪对于检讨非常反感，以为这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的活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1952年2月8日，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作了第一次公开检讨，一方面检讨了1949年之前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讲了自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检讨后，被人指责为“检讨不老实”“企图欺骗群众”。此后张东荪不得不被迫在全校大会上作第二次、第三次检讨。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历史上的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和思想动机以及亲美思想及抗战时期在北平与日伪、解放战争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但每次检讨之后，他的态度都被指责为“不老实、不诚恳”，批评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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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的学生陈兆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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