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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检讨时，我是在台上做记录的。我以为大家这样帮助你，你的检讨一定会比较诚恳。可是看见群众给你递了九百多个条子，我心中就十分不舒服，我以为群众是过“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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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快报”揭发了许多事实，我才开始认识（到）你不再是我敬仰的父亲……我以为你是“清高”“超政治”的学者，可是你却是“对共产党没有政治同情的基督徒”。我们都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幸福的日子，而这种美好的日子对你却变成了一个“苦难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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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和同学谈谈，他们用事实驳倒了你检讨中骗人的鬼话……我是要求进步的，我已经申请入团了……我之所以不站稳立场，处处替你想，就是因为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就算这是真的感情，那么这种感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感情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何况又不是感情而是欺骗呢？……我是要和广大的群众在一起，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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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如果任何一个人在现在还有亲美的思想就都是不能容忍的。……对这种人民死敌的爪牙——你陆志韦，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志愿军一样，坚决与你斗争，反而包庇你，替你辩护，相信你的鬼话？难道你的几滴假眼泪就收买了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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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帮人外，据朱伯耆统计，被安排出来批判陆志韦的还有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劳动学系教授赵承信、化工系学生李珣、化学系学生李锦梅、新闻系学生陈晔、机械系学生朱元哲、图书馆职员栾淑之以及宿舍工友孟宗顺。据陆卓明回忆，在“三反”运动中，陆志韦甚至被怀疑为特务，“事情发展到我家日夜都有人在外面监视，部队派人来查封我家的收音机”。“我家的老保姆实在看不下去而在夜间自杀，幸亏母亲和我起得早而抢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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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压之下，陆志韦写了一份坦白书，坦白自己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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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我的责任、我的错误总结起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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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徒雷登选择了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亲美思想已经进入了骨髓，自甘自愿地在燕大执行美帝文化侵略。他又利用了我的自高自大、我的虚名，可以在校内外做幌子，叫人更不容易认识文化侵略的圈套。我为自己的利益，自甘自愿走入了这个圈套，害了无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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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一向是消极抵抗，实际上消极进攻。我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堡垒，要保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只愿让步，知道让步是势所必然的，然而越少让步越好。我不愿意改造思想，所以不愿也不能改造燕大。我从前的立场，是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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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我跟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跟联合托事部的关系来看，我的罪恶是敌我不分，我站在美帝国主义立场上，在解放之后，保存了燕大的旧传统，我还狂妄到以为能凭自己的主张来办燕大，不需要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实际上，我的态度在表现我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至少在下意识里，我盼美国人回来，所以希望原封不动地保持燕大，希望将来好完整地交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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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内几个反动分子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行动，凡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应当负责任。我纵容他们，包庇他们，那就等于间接指示他们。我利用他们来维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和他们互相依靠，成为恶性循环，直到“三反”运动，群众才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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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我的罪恶，绝大部分我在上次作检讨时，还不能认识。心里像横着一扇铁门，自高自傲的心性浮在外面。那是我从前做人的基础。“三反”运动里，群众帮助我把这扇铁门打开了，我认识了自己的亲美思想，认识了整个美帝国主义在燕大进行文化侵略的骗局。我还只是初次跟我思想的黑暗方面见了面，还得往深里挖。承同仁同学帮助我，我才醒过来，心里很痛苦。群众把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把美帝文化侵略的全部面貌给我看—特别是对美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所以不能认识全貌——再跟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连起来看，就认识了自己的罪。一切人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从前以为（的）我的长处，现在完全否定。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因为我认识不够深刻，望给我最严厉的批评。对于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应当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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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六、思想改造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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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如此，燕园中其他知识分子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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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哲学系张东荪成了燕京大学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反面标兵”。基于过去的理念，张东荪对于检讨非常反感，以为这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的活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1952年2月8日，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作了第一次公开检讨，一方面检讨了1949年之前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讲了自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检讨后，被人指责为“检讨不老实”“企图欺骗群众”。此后张东荪不得不被迫在全校大会上作第二次、第三次检讨。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历史上的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和思想动机以及亲美思想及抗战时期在北平与日伪、解放战争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但每次检讨之后，他的态度都被指责为“不老实、不诚恳”，批评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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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的学生陈兆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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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把张东荪推上群众批判大会的是我们。先是哲学系系会在穆楼哲学系办公室开。当其时，高年级六位学长岑庆琪等参加西南地区土改团，留于江西、广西一带，他们不在校。洪谦临时代理系主任怎么不在场，我无印象。当日参加系会的，有系秘书、讲师吴允曾先生，有助教汪毅先生（他新从江西某校调来），以及我们1951级四位新生，区区六大员。要知道，这区区即“广大革命群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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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开的是批判会，须落实写大字报表态。谁来打招呼的，跟谁打的招呼，我一点都不知晓，好像也没闪过要知晓的念头。燕大整个园子洋溢着革命的气氛，腐朽资产阶级那一套还有必要知晓吗？笑话！又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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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常做记录，大家推来推去，但也拼字凑句声讨起来，遇到字障，一个成语缺语头，多亏汪先生书空，一笔一画把“罄”字描了出来，把“罄竹难书”四字补全了。大字报全篇算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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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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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怒火到底瞬间点了起来。此去，接火棒一路传递下去，具体怎样一棒接一棒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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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燕京大学分部介入了对张东荪的批判，并且把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为“一亲四反”，即“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由此给张东荪的定性是“封建买办、投机的政客”。他们收集了许多关于张东荪的历史材料，推出了《新燕京》校刊专号，公布于众，供人批判时参考。其中就有张东荪给人题写书面时引用的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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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政治经验的张东荪当然清楚这样的阵势意味着什么。1952年4月，他致函民盟领导人张澜与沈钧儒，表示自己已经在检讨思想问题，如果群众不满意，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随后，张东荪被停止了民盟内的一切职务，认真反省，彻底检讨。但是张东荪的第四次检讨并没有让运动中的群众感到满意。为此，张澜亲自与李维汉等人去见毛泽东，向毛说明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屡次检讨未能通过的情况。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本想为张东荪求情，但是李维汉告诉张澜，张东荪出卖了国家情报，张澜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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