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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我跟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跟联合托事部的关系来看，我的罪恶是敌我不分，我站在美帝国主义立场上，在解放之后，保存了燕大的旧传统，我还狂妄到以为能凭自己的主张来办燕大，不需要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实际上，我的态度在表现我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至少在下意识里，我盼美国人回来，所以希望原封不动地保持燕大，希望将来好完整地交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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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内几个反动分子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行动，凡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应当负责任。我纵容他们，包庇他们，那就等于间接指示他们。我利用他们来维持燕大的旧传统，我和他们互相依靠，成为恶性循环，直到“三反”运动，群众才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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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我的罪恶，绝大部分我在上次作检讨时，还不能认识。心里像横着一扇铁门，自高自傲的心性浮在外面。那是我从前做人的基础。“三反”运动里，群众帮助我把这扇铁门打开了，我认识了自己的亲美思想，认识了整个美帝国主义在燕大进行文化侵略的骗局。我还只是初次跟我思想的黑暗方面见了面，还得往深里挖。承同仁同学帮助我，我才醒过来，心里很痛苦。群众把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把美帝文化侵略的全部面貌给我看—特别是对美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所以不能认识全貌——再跟我从前说的话、做的事连起来看，就认识了自己的罪。一切人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从前以为（的）我的长处，现在完全否定。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因为我认识不够深刻，望给我最严厉的批评。对于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应当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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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六、思想改造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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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如此，燕园中其他知识分子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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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哲学系张东荪成了燕京大学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反面标兵”。基于过去的理念，张东荪对于检讨非常反感，以为这是控制思想、破坏人权的活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1952年2月8日，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作了第一次公开检讨，一方面检讨了1949年之前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讲了自己与中共的合作关系。检讨后，被人指责为“检讨不老实”“企图欺骗群众”。此后张东荪不得不被迫在全校大会上作第二次、第三次检讨。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历史上的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和思想动机以及亲美思想及抗战时期在北平与日伪、解放战争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但每次检讨之后，他的态度都被指责为“不老实、不诚恳”，批评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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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的学生陈兆福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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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把张东荪推上群众批判大会的是我们。先是哲学系系会在穆楼哲学系办公室开。当其时，高年级六位学长岑庆琪等参加西南地区土改团，留于江西、广西一带，他们不在校。洪谦临时代理系主任怎么不在场，我无印象。当日参加系会的，有系秘书、讲师吴允曾先生，有助教汪毅先生（他新从江西某校调来），以及我们1951级四位新生，区区六大员。要知道，这区区即“广大革命群众”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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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开的是批判会，须落实写大字报表态。谁来打招呼的，跟谁打的招呼，我一点都不知晓，好像也没闪过要知晓的念头。燕大整个园子洋溢着革命的气氛，腐朽资产阶级那一套还有必要知晓吗？笑话！又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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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常做记录，大家推来推去，但也拼字凑句声讨起来，遇到字障，一个成语缺语头，多亏汪先生书空，一笔一画把“罄”字描了出来，把“罄竹难书”四字补全了。大字报全篇算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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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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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怒火到底瞬间点了起来。此去，接火棒一路传递下去，具体怎样一棒接一棒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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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燕京大学分部介入了对张东荪的批判，并且把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为“一亲四反”，即“亲美，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由此给张东荪的定性是“封建买办、投机的政客”。他们收集了许多关于张东荪的历史材料，推出了《新燕京》校刊专号，公布于众，供人批判时参考。其中就有张东荪给人题写书面时引用的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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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政治经验的张东荪当然清楚这样的阵势意味着什么。1952年4月，他致函民盟领导人张澜与沈钧儒，表示自己已经在检讨思想问题，如果群众不满意，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随后，张东荪被停止了民盟内的一切职务，认真反省，彻底检讨。但是张东荪的第四次检讨并没有让运动中的群众感到满意。为此，张澜亲自与李维汉等人去见毛泽东，向毛说明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屡次检讨未能通过的情况。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本想为张东荪求情，但是李维汉告诉张澜，张东荪出卖了国家情报，张澜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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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张东荪一直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进而他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调停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和美国的关系，私愿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的“美国特务”发生联系，又在面临中国将卷入朝鲜战争的严峻局势下，要王传话给美国国务院：“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昧于世事、书生气十足的张东荪情切之下，贸然地将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予王。他后来意识到王是骗子，断绝了与王的联系。王被公安部门逮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作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的行为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他的错误性质也因此由“一亲四反”的“封建买办、投机的政客”上升为“叛国”和“美国特务”。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以“叛国”、“特务”或“汉奸”的罪名被逮捕和法办，而是由公安部转给周恩来办公室，公安部未继续追查。据散木《不该被岁月湮没的张东荪》一文载，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简报的批判》中的注语有“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的年代中，异乎寻常。至今，张东荪案依然是现当代史上的未解谜案之一。这是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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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张东荪被彻底击垮。1952年9月6日，张东荪在民盟内部作第五次检讨，开始承认自己“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叛国罪行”。10月，民盟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东荪盟内一切职务。自此，张东荪尽管还保留了教职，但却再也没有登上讲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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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不在燕大的张东荪之子张宗燧也因为张东荪问题受到了牵连，成为北大批判的重点对象。据张东荪的女儿、曾在燕大附小就读的张宗烨女士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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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明白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不久他与傅素冉女士离异。1952年，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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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反美亲苏”时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办理论进修班，校方安排宗燧去做辅导答疑工作。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有自信人才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宗燧学术水准，而对宗燧敬重有加，不仅转荐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但是在“文革”中，张宗燧终于没能摆脱厄运，被安上“里通外国”的罪行，最后导致其自杀。其致罪的原委说来可笑。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来华讲学。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作了更正。如此便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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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中，一直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叙述宗教学院以及宗教学院的重要人物赵紫宸，这是因为，早在1925年燕大向中国政府注册之时，宗教学院就已经独立出来。尽管实际上它依然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但是在名义上，宗教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宗教学院在燕大消亡之后还例外地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在思想改造这场暴风雨袭来的时候，赵紫宸也像他的同事们一样没能逃脱。赵紫宸的女儿、燕大外语系教授赵萝蕤曾经简略地回忆到那一时期的赵紫宸：“1951—1952年之间院系调整，父亲就退休在家了。那时，朋友和学生都因我父亲是批判对象而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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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受燕大校长陆志韦急电之邀放弃了博士论文写作的巫宁坤，在8月中旬抵达燕园之后，由于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暂时住在赵萝蕤家中。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那时没有经历思想改造运动的陈梦家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他们没有想到，比集体工间操更猛烈的思想改造很快也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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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3000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燕大教师的中心任务。他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他领导人作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此，巫宁坤在其自传中有详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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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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