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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暑假，在全国高校主要是北京地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告一段落，即将进行院系调整、迎接新任务的时候，抓住这个空隙时间，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组织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教师去青岛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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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可大家都很兴奋。在这样紧张的时间，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而党中央却想到让老师们休息一下，轻松一番，并且可以带家属去，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于是，三校领导小组就立即组织筹划这件事，决定抽调三校的干部组成一个办事班子，并以燕京的干部为主。可以说，这是在三校合并之前，最先的三校联合工作。通过报名登记，很快形成一个团体。经过酝酿，请雷老——雷洁琼教授担任团长，三校教师赴青岛团的副团长是当时在清华任职的周一良教授（也是燕京校友）担任，具体工作由我和李欧同志等负责。我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不久，从以往做学生工作转为做教师工作，一切还不熟悉，主要依靠雷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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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雷老后来对我说，在临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雷老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关切地对她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把三校教师带到青岛去，让他们好好休息。”我才明白这件事牵动了总理，是总理决定要组织教师到青岛去休息的。同时，也组织了三校学生到大连去旅游。那时候，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的财力物力都不富裕，全部免费组织师生到青岛、大连休假，花费不少，是要下决心才能做到的。由此可见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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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以后不久，三校合并的方案就逐步公布了。大多数人留在新北大，也有一部分调到别的单位，有的是参加组建新的学校，有的充实其他单位。大多数人仍留在北京，也有一些调往外地。雷老和景耀先生就来到新组建的政法学院，直到“文革”中间，雷老和严先生又调回到北京大学。学校的干部也进行了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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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渊曾对笔者特别强调：“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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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史称“院系调整”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被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大学，劳动学系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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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生前曾向笔者口述：燕大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当年的校务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标准和理由将燕大职员分流的，由于目前无法查阅相关档案，只好根据公开资料将其中的主要人物作整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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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职员：美国职员已经有一部分在1948年离开了中国，留下的在这次运动中或选择离开或被遣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丁荫（Samuel Dean）。据丁荫的女婿回忆：1950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美籍教授都纷纷离校回国。有人说：“这个美国人（指丁荫）为什么还不走呢？”为此他曾和我商量要不要走。我建议他请示陆校长。经陆志韦请示周恩来后，周的指示说：“如果是技术人员，我们需要，可留下不走。”1952年春，丁荫以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被驱逐出境。（王希芝：《我所认识的丁荫先生》，载《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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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作为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之外对燕大影响最深的人，陆志韦不仅无法改变燕大消逝的命运，也无法安排自己的命运。院系调整之后，陆志韦被调离燕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担任一级研究员。在燕园划归北大之后，北大就来催促陆志韦搬家了，这位前燕大校长在一个上午一个人默默走出了南校门。据其子陆卓明回忆当时陆志韦离开燕园的情形：“他不要我陪伴，说：‘我还认识路。’其实他仍有认不清楚的地方。周总理和陆定一同志在一次宴会上向他举杯道歉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在心领之余仍然不懂那不过分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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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搬出燕园之后，又搬了三次家。“然而燕京人在历次运动中陆续挨整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中。有些人对他说这些事，无非是要他进一步认识燕大的罪恶。他也真的在内心作检讨，不过出发点是觉得对不起燕京人，即使是那些在‘三反’运动中打头阵的人。三年饥饿中的一天，他在僻静的端王府夹道中说：‘为什么×××等也受批判呢？我有责任啊，因为我是校长。’”在花甲之年，陆志韦依然没能从阴影里走出来，他的学生王恺增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外貌虽然“并没有很大变化”，但“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却“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1970年11月21日，陆志韦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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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为陆志韦追开的追悼会上，恪于身份的原因，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在为陆志韦写的悼词中，仅仅提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强加给陆志韦先生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洋奴’、‘文化买办’等虚构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陆志韦在思想改造中的遭遇只字未提。多年之后，夏自强回忆起当年那场运动，坦承当年对于“陆先生并没有全面地、历史地进行调查了解”，对他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在运动开展的情况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包括一些估计和猜测，宁可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些，而避免估计不足”。在夏自强的反思中，当年对陆志韦的批判存在四点问题：“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混淆黑白”，“刻意制造所谓‘众叛亲离’”，“以运动方式开展斗争”。此时，陆志韦在地下已经长眠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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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章：院系调整之前负责校园修建与院系设备配置，“三反”运动中被指为贪污分子，半年之后无罪释放。院系调整之后，被调到北京医学院工作。1971年，北大学生数次去他家，强令他诬指一个老同学为反革命，王大声抗辩中激愤晕倒，被诊断为脑溢血，自此卧床，197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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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渊：院系调整前曾担任燕大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之前曾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院系调整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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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凯：院系调整之前为燕大国文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语言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语文》编委。另外，国文系留任北大中文系的还有梁启雄、陈梦家、林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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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燕大神学院院长赵紫宸之女，校长陆志韦的干女儿，中国第一位将艾略特的《荒原》译为中文的翻译家，院系调整之前担任燕大西语系教授，院系调整之后留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与赵萝蕤一起留任北大的西语系教授还有俞大，1966年因遭受红卫兵抄家羞辱，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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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华：燕大西语系副教授，曾经和钱钟书探讨古诗流源，令博学如钱钟书者也不禁叹服。他十六岁入燕大，二十多岁就评为副教授，这在过去年轻教授比较常见的时代也很罕见，以至深受陆志韦欣赏。在燕京末日来临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吴兴华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据吴兴华的夫人向笔者口述：“‘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进步的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藏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1966年，吴兴华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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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燕大西语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南开大学。据其在自传中回忆，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赵萝蕤来访，向他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巫宁坤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赵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巫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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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忠：燕大西语系讲师，“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能揭批被重点批判的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而得到党组织的信任，继续留在北大任教，还担任了校工会文体委员兼西语系教工会组长”。“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分子，1957年却因从事‘反党阴谋活动’被打成右派，自杀未遂后被流放清河农场。”（周绍昌：《“痴者”黄继忠——艰辛的跋涉》，载《燕大校友通讯》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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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景耀：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社会活动家，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担任该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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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信：“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大会上汇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1951年的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勇于剖析自己，虚心接受群众的帮助，思想觉悟大大前进一步。同年，社会学系撤销，分建民族学系和劳动学系，承信先生很快意识到新中国对工人阶级劳动研究的重要性，乃大力筹建劳动学系，使劳动学系很顺利地招生开课。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承信先生作为燕大法学院院长，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带头服从组织分配，欣然离开了几十年工作和生活的燕园到劳动干校，以后又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工作。1957年赵承信被划为右派，1959年含冤去世。”（陈永龄：《社会学家、教育家赵承信传略》，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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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燕大社会学系主任，1951年燕大社会学系撤销后，与费孝通、陈永龄一起领导民族学系，院系调整后随民族学系一起划归中央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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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院系调整后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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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史学家，燕大第一位被派往哈佛留学的留学生，院系调整前担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留任北大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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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独健：史学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此职务自共和国成立时即已出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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