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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努力，心理学系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教育部、航空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及全国心理学界的颇高评价。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心理学系成为杭州大学内唯一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和唯一建有国家专业实验室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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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杭州大学心理学系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理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基地。这是全国心理学界最早批准的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自1994年起招收基地班学生。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心理学系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行分层次教学，重视课程体系的前沿性和交叉性，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重视实验教学、科研能力训练。基地班学生中80％以上曾获校、院、系的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资助，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一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心理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被保送或考取国内外著名大学硕士或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学生接近100％。2002年2月心理学系被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为优秀理科人才培养基地，是全国唯一的被评为优秀的心理学基地，也是浙江大学唯一的优秀理科人才培养基地。1995年，杭州大学心理学系被正式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1998年四校合并，原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更名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设立应用心理学研究所与认知和发展心理学研究所。2000年，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心理学被教育部批准为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后按国家教委的专业目录，工业心理学专业更名为应用心理学。2001年，经教育部重新评估，应用心理学被定为国家重点学科点。2003年，心理学被批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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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朱祖祥、卢盛忠、沈模卫等不约而同都提到，有关工业心理学的发展情况，著名作家张洁在她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中作了翔实而艺术的描写，可以说是艺术地再现了它的发展轨迹，如实地描写了心理学家重振工业心理学的豪情。而“沉重的翅膀”一时间也成为了心理学界概括工业心理学发展史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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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以国际视野加深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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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心理学科甚至我国的心理学事业的发展都是与陈立紧密相连的。陈立是我国最早从事工业心理学研究的专家，是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在1935年出版的《工业心理学概观》是中国第一部工业心理学专著，为我国心理学研究填补了空白。他历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等职，还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院士，先后获得了中国心理学会颁发的首届终身成就奖、中国人类工效学会颁发的首届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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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人生轨迹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国际视野。陈立1930年赴英国留学，1933年获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剑桥大学、英国国立工业心理学研究所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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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用心理学的研究焦点和重要基础之一是智力理论与心理测验方面的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立结合心理物理学和心理测量学等方法，对智力操作和感觉阈限起伏现象进行了实验研究，从方法论上采用各种途径，突破了单因素的局限，备受同行称道，被称为“对时相分析的一个新模式”。在同一时期，陈立针对其师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提出的G因素不变说，开始有关智力发展规律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智力因素随年龄增大而在结构趋于简化，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陈立的这些理论，确立了他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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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十分重视提高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影响。1980年7月，陈立任中国心理学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在莱比锡召开的第22届国际心理学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心理学会被接纳为国际心理学联合会（IUPS）的正式成员，实现了中国心理学会与国际组织的接轨。陈立在大会上做了“冯特与中国心理学”的报告，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热烈欢迎。会议前后，他们还抽空访问了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还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负责人举行友好会谈，达成共识，互相支持，为中国方面的代表数年后担任世界心理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事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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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陈立即着手创办《外国心理学》杂志，沟通中外心理学研究的信息。陈立任主编，他几乎每篇文章都要亲自审阅。刊物深受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喜爱。20世纪90年代开始，陈立又把目光转向学校心理学这一应用领域。为了更加重视和促进心理学研究结合中国实际的应用，他把《外国心理学》杂志改名为《应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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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利用自己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声望，不断邀请国际心理学界知名人士来我国访问，为促进国际科学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与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在交流中迸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普度大学的奈勒教授讨论了组织心理学的要素——整合的动机模型；与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霍普金斯教授探讨了如何从三哩岛核电站事故的调查中进一步加深对人机关系的认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教授研究了如何界定和加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即对组织的承诺）这一行政管理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与哈佛大学布莱泽尔顿博士（后任克林顿总统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首席顾问）评估了亲子关系对儿童身心成长的作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格里诺博士论证了教育心理学中“解决问题”思维过程的实验方法；与哥德堡大学的罗宾诺维茨教授交换了在工业心理研究中开展现场试验的经验；与曾任澳大利亚心理学会主席的辛格教授分析了昼夜节律与轮班工作制改革的原则；与拉屈罗勃大学的欧弗教授鉴定了在认知心理学和心理物理方面的实验成果。高层次的对外学术活动，为在杭州大学创建工业心理学国家实验室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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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组成了由陈立率领的三人考察团赴英美考察，走访了所有英美两国最著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伯克贝克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霍布金斯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与120多位同行进行了交流和座谈。还访问了在一些国际著名大公司工作的同行，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柯达公司、数字设备公司等。由于陈立先生在国际心理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又是杭州大学校长，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英美同行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回国后，陈立写了一份长达40多页的考察报告，受到国家教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通过这次出访，不仅开阔了眼界，结交了许多国际上的同行，大大提高了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和工业心理学专业的知名度，还为今后的国际交往敞开了大门。在这次访问后，不断有各国的心理学家访问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杭州大学心理学系也不断派遣系里的教师出国考察、进修和学习。随后又与国外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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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祥与一架军用教练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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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空军歼-10战斗机从空中掠过，浙江大学心理学专家在一旁暗自激动：本学科航空工程心理学一些研究成果，在歼-7、歼-8、运-7、歼-10等历代战斗机的研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大家一定不会想到，和空军一起守护蓝天的，还有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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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武器性能和复杂性大大提高，即使经过选拔和训练的操作人员也很难适应，由此发生了许多机毁人亡或误击目标事故。这便迫使人们去重新审查装备的设计，并促使人们认识到机器和操作者是一个整体，武器只有与使用者的身心特点匹配时才能安全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由这种认识出发，又提出了人机系统的概念。这样，人们开始了从主要研究由人适应机器转向研究使机器适应人的阶段，由此而形成了工程心理学这门学科。其任务不仅要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去选拔和训练飞行员和航天员，还要从心理学观点对航空航天工程提出要求。飞行人员的心理品质包括感知觉判断、注意力分配与转移、反应速度、手足动作协调性、记忆力、模仿力和情绪等方面的因素。在航空航天方面，感知觉判断包括飞行人员对高度、距离和速度等飞行状态的判断。无论是飞机的机动飞行和着陆，或是航天器的空间对接和在其他星球上降落，都要求驾驶人员具有良好的感知觉判断能力。一个注意力分配广而且反应敏捷的驾驶员，既能同时关注所有仪表的指示，又能使注视中心迅速从一个仪表转移到另一个仪表。飞行中，驾驶员要耳目并用，手脚同时操作，十分协调。优秀的飞行员，尤其是航天员，不仅要有娴熟的驾驶技术，还必须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具有很好的理解力、记忆力和模仿力，同时应保持稳定的情绪。例如航天中长时间处于寂寞环境，会产生令人窒息的孤独感，任何急躁、灰心、缺乏信心都会对飞行产生不利影响。飞行员、航天员的心理品质可以在实践锻炼中加以改善：通过体育活动锻炼灵活性；通过其他专业工作锻炼协调性；通过特殊环境训练提高适应性。从心理学观点对航空航天工程的要求主要有：座舱飞行显示系统和操纵系统如何适应人的心理状态，例如合理设置仪表的位置和指示方式，采用清晰的刻度线长短、粗细、分度单位，易辨的指针形状和颜色，悦目的信号亮度，考虑振动对显示系统的影响以及合理设置操纵系统，如操作形式、幅度大小、简易程度等。以飞机和航天器座舱等为代表的高度复杂、高度自动化的人机系统，其操作效率和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系统设计中对人的因素的考虑。航空航天工程心理学研究人在大气层中和大气层外飞行的生理心理反应和行为特点，研究人的信息加工特点和操作能力限度，提出飞行器人机信息交换和工作环境的最佳设计。研究在大气层以外的飞行环境中如何保证航天飞行人员的工作效率问题，并利用航空工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决人机功能分配、人和自动化仪器的结合，人机界面设计、显示和控制的方法和方式，以及在狭小的宇宙飞船舱内让航天飞行人员更好地生活和工作的设备设计及安排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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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历史，心理学系前主任朱祖祥记忆犹新。1964年，杭州大学心理学专业年轻教师朱祖祥曾在中科院心理所工作一年，发表过一些心理学尤其是航空航天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在心理学界有一定影响。1965年，当我国准备研制歼-8战斗机时，朱祖祥受中科院心理所邀请，参与研究。这项工作后因为“文革”而中断。1978年恢复研究时，三机部给中科院心理所和杭州大学心理学专业分别下达了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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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需要隔音良好的实验室，可是到哪里找这样的场地呢？为了找到合适的实验场地，朱祖祥可是费尽了心思：把教学楼走廊封闭起来做实验室；把教师的办公室晚上不上班时腾出来改造成实验室。但场地还是不够用。一次偶然的机会，朱祖祥发现了学校有两个废置不用的浴室，尽管布满了水管，堆满了煤、废铜烂铁，还有锅炉等，但是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学校同意借用。由于时间紧张，朱祖祥带领同事，自己动手，充当搬运工、泥水工、设计师，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没日没夜地整理、改造，终于在短时间内把浴室改造成了一个“像样”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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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场地简陋，实验设施也是因陋就简。为了了解在高空飞行时太阳光突然照进机舱究竟对飞行员造成多大影响，朱祖祥找到了色彩、色光与太阳光相似的大功率镝灯来做实验。人体暴露于强光之下，对皮肤、眼睛都有很大的影响，课题组的成员开始都有顾虑。朱祖祥带头试验，结果眼睛红肿了，身上、手臂上的皮肤都烧焦了、蜕皮了，四五天才好转；为了模拟原子弹爆炸对视觉功能的影响，课题组找来了探照灯来模拟，但因为热浪太强，眼睛根本睁不开。后来找到了照相闪光灯：距离10厘米，眼睛保持睁眼不动，在没有任何提示下突然闪光，来证实眼睛损坏多大，多少时间才能恢复。朱祖祥又是带头当实验品，课题组成员张彤对此特别感动。在这种精神感召下，科研人员个个干劲十足。在张彤负责铁道信号调试课题时，尽管怀孕在身，但仍然坚持亲临现场观察，得到了第一手的、有说服力的资料。后来虽然因此而流产，张彤和她那同在一个课题组的丈夫郑锡宁也仍然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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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开心和难忘的是，1982年9月，经过三机晨、空军的协调，总参谋部终于同意给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拨一架两个驾驶舱的教练飞机，作为实验工具。给一所普通地方高校下拨实验飞机，这可是空前绝后的一件大事。为了把飞机顺利地从天津运到杭州，铁道部还专门拨了一节火车车厢装运。杭州大学心理系则专门派了3位青年教师前去接收，随火车押运飞机。郑锡宁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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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动机、翅膀卸下来，把飞机装上火车，包括从天津到杭州的途中，3位教师就住在飞机机舱里，度过了异常激动、兴奋而又辛苦的5天6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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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锡宁回忆说，运输途中非常非常艰苦。用的火车是敞篷平板火车，从天津到杭州，一路上，火车停的都是货场，没有饭吃，啃的是带去的干粮；没有水喝，大伙都苦熬着。白天太阳晒死，晚上全身都遭蚊子叮咬。飞机舱实际上是个坚硬的铝壳，几个人就躺在铝壳上，闷而且热。飞机是圆形的，人根本躺不直，火车一开动，人就随着火车的颠簸而上下抛动。人到杭州时，他们几个，全身上下都是乌青。尽管如此，一想到实验条件将大为改善，大家依然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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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到了杭州艮山门车站，从车站到学校，一路上车水马龙的，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运到杭州大学，又使大家犯了难。终于，大家决定晚上12点以后，趁着夜深人静、马路上车少人稀，朱祖祥带了30多位青年教师和学生，七手八脚的，蚂蚁搬家一般，硬是走路把飞机从艮山门车站用手推到了杭州大学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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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杭城的夜晚，十分炎热。记忆中，师生们挥汗如雨。因为开心，大伙个个都有使不完的劲。不知道那一晚，会不会有人误以为“飞碟”光顾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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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安顿它，这架飞机又在校门口“展览”了几天，直到300平方米的机房造好。大家把它停进了专用机房，重新安装、调试。从此，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有了自己“专业”的实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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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研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承担了国防科工委、三机部、航空工业总公司及其下属研究所委托的多项研究课题，开展飞机座舱电子信息综合显示与控制的工效学研究、座舱总体设计的工效学研究、视听综合告警研究、座舱眩光预防研究、武装直升机电子座舱的研制，以及其他技术设计和使用中的人的因素问题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大部分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航空工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制订我国多项航空标准的重要依据，并已经在我国歼-7、歼-8、运-7、歼-10等多种飞机的设计中得到应用。其中“歼击机座舱白光照明的工程心理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飞机座舱显示与控制的工效学研究”于1996年1月通过了航空工业总公司和国防科工委组织的部级鉴定和验收，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由于研究成效卓著，朱祖祥教授在2001年获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终身成就奖”。